基础电信业关系到一个国家的信息安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由于基础电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及行业本身的经济技术特征,我国基础电信业一直被认为是典型的自然垄断产业而长期处于垄断经营和严厉管制之下。然而,随着通信技术的迅速更新以及电信需求的快速增长,电信服务所需的固定资本投资的沉淀性大大降低,市场容量扩大到可以容纳不止一家企业,基础电信业某些环节的自然垄断特性开始呈现减弱趋势。与此同时,电信业垄断经营的弊端也日益凸显,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呼声愈发强烈。为此,党和国家在十八大提出“引入竞争机制,放开自然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但如何度量基础电信业的自然垄断程度以及如何准确界定自然垄断业务与竞争性业务,这一首要问题却尚未得到解决。Baumol等(1978)提出成本次可加性是自然垄断的充要条件。这一理论及其度量方法受到了国内外学者最广泛的认可,国外学者对此也进行了较多的实证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由于数据及成本函数估计等制约,国内相关研究一直停留在定性的理论研究上,目前尚未出现对基础电信业自然垄断度量的实证研究。为此,本文梳理了自然垄断的相关理论,系统地分析了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成本次可加性、网络经济效应与自然垄断的关系,确定了以成本次可加性为自然垄断度量模型的理论基础。在对我国移动通信业的改革历史和发展现状进行简要分析后,构建了基于成本次可加性的移动通信业自然垄断度量模型。基于2004-2014年三大电信运营商的数据,运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模型和似不相关回归法对移动通信业成本函数进行了估计,并在此基础上计算了成本次可加性指数。得到的主要结论为:(1)我国移动通信业经历了由自然垄断转变为非自然垄断的过程;(2)这一转变与技术和需求的变化高度相关;(3)移动通信业的自然垄断程度还与市场参与者的企业规模大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