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稳定而有序的行为期待化简机制。社会系统理论认为,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源于人的“期待”多样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失望”可能,即社会的复杂性与偶在性,伴随着这种复杂性与偶在性的生产,人的行为会逐渐趋向于实现一种能够使自己的期望得以实现的选择——“有序性”由此产生,“有序”在实现期望的同时也会产生新的“期望”与新的“可能”,于是,在复杂性不断生产的环境下,人就会越来越倾向于“本能的”寻找一种能够“化简”社会不确定性与失望可能的方法,这种方法并非必须来自于本人的行为体验,它应该更简单、更具有可重复性,即以他人的选择作为自己选择的依据,这就是人在面对社会复杂性与偶在性时所产生的选择结构——“选择之选择”。当这种结构获得大多数体验关系之外的第三方认可时,即“制度化”之后,它就成为一种在多数的人群中被“遵守”的、面对行为期待的“复杂性化简机制”。社会系统理论认为,整体意义上的“社会”由不同的社会子系统组成,它包括但不限于思想、文化、艺术、法律、宗教等,每一种社会子系统的分化、运行都遵循着社会发展的一般逻辑——源于复杂性与偶在性的生产,且每一种社会子系统的演进都与其他子系统相联系——交互性,于是可以认为,每一种社会子系统的分化与演进都同时来源于系统内部与外部的互动,并不断生产出新的“复杂性”与“偶在性”。对“家国”思想的观察同样符合社会学的一般判断,作为生发于中国文化土壤中的思想体系,“时间维度”、“社会维度”与“事实维度”的交互使其不断内生出行为期待的复杂性,也不断需要面对在环境交互体验中实现“选择化简”的功能性要求。此外,子系统的演进并不会使社会整体失去其“独立存在”的意义,一种稳定而有序的化简机制,或称一种秩序状态——无论宗教、巫术、法或力量等——都会面对环境复杂性增加所带来的新的化简机制的挑战。“法”是人类发现的最为有效的选择结构,当然,法的表述是多样的,其功能性的表达方式也是多样的,在时间维度上观察“法”,是了解社会结构一般类型的有效进路。“家国”思想是中国人对社会进行观察与体验的总结,她包括了对“人”、“家”与“国”的情感认知,也包括了在与环境交流过程中的行为体悟。首先,传统文化中的个人、家与国不仅是对“自然”状态的描述,更是一种社会化的总结,它指向“亲情”、指向“关系”,也指向“伦理”,“家国”在中国文化中不仅仅是“领域”,更是“场域”,是一种社会功能的集合。其次,社会化的“家国”除了满足“生育”与“互助”的功能,还表征了一种生存活动的范围与一种情感寄托的载体;其三,在围绕“亲情”与“关系”而形成的思想体系中,“孝”与“易”突出的体现了“家国”思想的精神核心——伦理本位,与功能目的——兼容进化。“家国”思想是一种不断进化的思想体系,她有着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与历史性特征。对“家国”思想的经验观察可以从中国历史的远古期——夏、商、周时代开始,这是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的时期,也是传统文化脱离“鬼神巫术”,进入理性哲学时代的开始。首先,夏、商时期的神话传说中包含三个主要的思想倾向——天命神权、五行相续与“人”之有为,这突出表现了中国文化在源头上对“人”与“现实”的重视。周代是中国伦理观念的成型期,也是宗法制度的发展期,社会思想不仅强调对“天”的遵从,也将“天”具象化为“祖”与“宗”,从而在淡化了“神”的权威的同时强调了“人”的力量;其次,春秋战国时期是“家国”思想的诞生期,社会精英思想中的“家国”理念伴随着“贵族”文化向“平民”文化的传递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认同,人的行为开始在“家国”思想的干涉下形成独具中国文化特质的选择结构,“儒”更以其独立的姿态与信仰——尊天配德与无讼不争——催生并推动了这种继之于“礼”的秩序。第三,萌芽于商、周,诞生于春秋、战国的“家国”之序自始便源于一种集“百家相合”的思想体系,“家国”之“理”是“德”、是“仁”、也是“礼”,是一种对习惯的默认,一种对道德的追求,更是一种对规范的遵守,在经历了两汉、魏晋、隋唐的大融合与大发展之后,“家国”思想终于在两宋时期由理学家们塑造成一种成熟的、包容的、进化的规范体系。“家国”思想的规范结构表现为:一般的一致性行为期待。社会系统理论认为,社会复杂性与偶在性的生产最终会导致认知类型的分化,即认知期待与规范期待,这种趋势是为了适应社会的演进,但也同时促进了复杂性的增长,于是“化简”的功能需求就成为社会体验的焦点。规范的结构化是为了以一种选择之选择代替亲自体验过程中的偶在性生产,同时,它会在体验者中产生一种“成功选择”的意义传递,这就强化了已有的化简结构,也造成了意义的同一化传递——规范的一般性特征。在“家国”思想的社会学观察过程中,这种“一般化”趋势以“仁”的意象获得表达,她不但满足了卢曼就“角色”与“程式”在一般化机制上的功能性判断,更在“人格”与“价值”上表现出“超越理论”的一般化能力,这当然是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使然,同时也是“家国”思想功能性的独特注释。“不一致性”是指不同的同一化机制之间自然会产生的抵触与排斥,在卢曼的理论中,这是“必然”。当然,它也出现在“家国”思想的同一化进程中,但这种不一致性并没有造成期待结构的崩溃,它在中国文化的环境中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被弱化以致消弭,这种“方式”就是“家国”思想中蕴含的“中庸”与“伦常”。“家国”秩序是一种稳定而有序的进化机制。秩序的进化以社会进化的一般理论为进路,卢曼认为社会的发展依赖于复杂性与偶在性的生产,这种生产当然发端于人的生理能力的进化,但在社会获得一定程度的复杂性之后,社会主要的复杂性生产机制就不再源于“自然”,而是源于社会交互的体验,于是一种更具社会属性的复杂性生产机制成为了“进化”追求的目标。不同的化简机制在面对社会复杂性时会抱持不同的“态度”,“宗教”的“漠视”机制虽然也会形成一种稳定而有序的期待结构,但它“无法”也“无意”于社会复杂性的生产,也就无法实现对社会进化的促进与推动,“法”是一种具备“兼容性”的化简结构,它能够通过“专业化”与“程序分化”实现对社会复杂性的同一化传递,并能够在“兼容”不同化简机制的作用过程中实现对复杂性与偶在性的生产。传统中国社会的期待结构是“家国”思想,她不但实现了社会的功能分化,实现了“礼法规范”的专业化与职业化,更以其独特的“包容性”品质表达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与有序,从“思想”而始的“家国”精神凸显了中国文化中的“以人为本”,凸显了“人人和谐”,更凸显了中国独有的进化机制——“家国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