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陈独秀来说,早年国共合作中的经历,革命过程中的角色两难与扭曲,构成了陈独秀痛苦的回忆与今后政治认识的重要基础。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失败,莫斯科领导人粗暴地转嫁革命失败的责任,这些难忘而委屈的经历,又使得陈独秀逆向心理的作用下,逐渐把好感投向作为党内反对派的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又与陈独秀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持有接近或类似的看法,其对中国革命看法和政策也在不断地演变,直至最后重新回到其早年的不断革命论。当然,陈独秀并没有单纯地完全地从感性的层面上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而有其自身的理论思考。关于革命的性质、前途、力量的构成,革命的方式与策略等等,这些都成了他所关注的焦点。陈独秀在思考的过程中,之前的经历以及与托洛茨基在某些方面的观点近似而产生了自视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自我理解与认同。理论上的契合性加上个人情感因素,托洛茨基主义当时便成了指引陈独秀前进的“灯塔”。而在陈独秀对前途迷茫之际,出于对意识形态的渴望和革命系统理念的需要,从而进入了这一接纳的进程。一旦陈独秀掌握和接纳此一主义之后,又可以将此作为与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正统意识形态所抗衡的思想武器而加以运用,提出了一整套针对中国革命的政策与策略。有一批中共党员也同样被托洛茨基主义所吸引,而这又使他们相互感染、影响、认同,从而促发了此后在党内进行的派别活动。毫无疑问,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不会容忍这种行动,三方互动的结果以陈独秀派被开除出党而告终。陈独秀经历了托洛茨基所经历的失败,也同时踏上了与托洛茨基相同的道路,当然,必然也会遭遇托洛茨基所经历过的困境。托洛茨基的主张,包括建立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是非常激进的,而不同于陈的比较客观和务实的看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独秀在经历革命失败后出于对托洛茨基心灵上的趋近感而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这一主义的一种一厢情愿的误读,在陈晚年的岁月中,他又再次“放逐”任何主义。对陈独秀、托洛茨基与大革命时代“反对派”的历史考察,有助于我们认识制约早期中共革命进程的诸多国际与国内因素、革命过程中的深刻的思想冲突的历史背景,以及革命者追求真理过程的艰巨性与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