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价格波动很大；1993～94年的粮价上涨甚至还引发全社会的通货膨胀。根据有关研究(陈锡文,1995年),稻谷供给偏紧是引发中国粮食价格波动的敏感因素,改革以来的历次粮价上涨都同稻谷供给偏紧有关；而水稻种植布局的变动是导致稻谷供应波动的主要原因之一。自从1978年以后我国水稻生产布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全国总的水稻生产面积大幅度的减少,二是水稻生产出现区域性的迁移--传统南方稻作区水稻播种面积减少较多,北方尤其是东北地区的水稻播种面积呈现出明显增加的趋势。本文根据水稻的品种和套作制度,以省为单位将我国分为六个水稻生产区；具体说明了各区域水稻播种面积的增减变化。长江中下游区和南方区的水稻播种面积减少较多,西南区的水稻播种面积变化不大,东北区的水稻生产增长明显。生产布局的变动不仅对国内和国际大米市场均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还会给资源环境带来很大压力。本文主要研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以及带来的后果。 布局变迁所带来的后果主要是由不同地区自然资源的禀赋不同造成的。由于北方地区的水稻生长的自然条件不如南方地区,所以北方地区的水稻生产的波动要大于南方地区。通过对各区域水稻单产变动程度的进行统计分析,验证了区域变迁会带来总产量波动扩大的假设。统计结果显示北方水稻单产的变异系数要明显高于南方水稻单产的变异系数。东北区和西北区的增长速度要明显的高出其他各区域。所以当北方地区水稻播种面积在总面积中的比重提高时,总产量的波动性就会增大,进而影响大米市场供给的稳定性。本文还说明了我国气候资源、耕地资源和水资源情况,分析了资源条件对水稻布局变化的限制。讨论了水稻播种面积增长较快的东北区进一步发展水稻生产总体上面临的资源约束,和局部地区的水稻种植开发潜力。水资源对水稻生产至关重要,我国水资源的总体特征是：平均水资源匮乏,水源分布不均衡,受季风气候影响年度闻水源供应不稳定等方面。北方地区的缺水状况尤其严重。水稻播种面积增加较多的东北区除水资源不足外,气候条件也不利于水稻生产。尽管新技术的开发应用可以部分的抵消恶劣气候对水稻生产的负面作用,但北方尤其是东北地区水稻生产面积的增加还是会扩大我国水稻总量供给的波动性。本文分两个层次重点分析水稻布局发生变动的原因。第一个层次的原因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引起的耕地面积减少导致了水稻播种面积的减少；尤其是水稻播种面积减少较多的南方水稻主产区耕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通过一般的线性模型检验了这一因果关系。为了进一步计算说明水稻播种面积受耕地面积减少的影响,假设在由于城市化减少的耕地面积中水稻面积所占比例与该区域平均水稻播种面积所占的比例相同,计算耕地面积减少导致水稻播种面积减少量。然后对计算结果进行讨论,因为水稻本身的生产布局一般离城市较远,并且由于大米消费的刚性；所以在由城市化和工业化所减少的耕地面积中,水稻播种面积的变化受到的影响较其他农作物要小,同比例计算高估水稻面积的减少量。根据这样的结果我们可以做出判断,水稻播种面积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受耕地面积减少的影响,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还没有严重的影响到水稻的播种面积。以往的一些研究过于担心城市化和工业化占用耕地对粮食安全的威胁。 影响水稻布局变化第二个层次的原因在于种植业内部的结构调整。耕地面积减少说明的是资源约束的变化对水稻总体布局的影响,第二个层次的原因主要分析哪些因素影响了各区域内部水稻种植比重的调整。第二个层次的原因又分成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展开分析,宏观层次的原因侧重于解释水稻总体布局变动的趋势,微观层次的原因侧重于验证哪些因素导致各区域水稻播种面积比例不同的调整方向和幅度。宏观层次上的原因包含三个方面：粮食政策变革、技术进步和稻米需求的变化。1978年开始的农村生产经营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农业资源的配置方式,解放了生产力。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建立,改革前被扭曲的资源配置逐步得以矫正；各地区的种植业结构和水稻生产布局的变化也体现了这一过程。技术进步和消费结构变化是另外两个宏观层次上的原因,稻米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改变了水稻生产布局的走向；农作技术的进步,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则为生产布局的变化提供了必要条件。 各区域水稻生产比例变化的微观原因从分析农民的生产行为入手,分析各区域水稻种植比例的调整为何表现出不同的方向和幅度。本文构建了实证模型,验证水稻及其主要替代作物的亩净收益、技术进步、粮食政策的改变以及水土资源禀赋的变化等相关因素都会影响到农户的生产行为,进而影响到水稻的种植比例。模型的结果显示,水稻自身和主要替代作物的单位面积净收益是水稻种面积比重调整的主要因素,各个地区相对主要的替代作物的水稻相对收益的大小最终决定了播种面积的调整方向。南方和长江中下游区主要的替代作物为净收益较高的蔬菜和水果,所以南方地区减少了水稻播种面积。东北、西北和华北地区因为气候原因,不适合水果等高效益作物的大面积生长,主要替代作物是粮食作物中的玉米和小麦,水稻净收益要高于这两种粮食作物,所以东北区水稻播种面积增长的幅度较大。资源约束对水稻布局变迁有一定的影响,相关的粮食政策变动也影响了南方区和长江中下游区的水稻播种面积的调整进程。西南区水稻播种面积也较多,但并没有明显的增减变化,主要原因是该地区农民种植水稻主要是为了自给,并不是为了市场出售,不像其他水稻主产区会受相关因素的显著影响。从保障稻米供应总量的稳定,优化资源配置,保护农业生产资源出发,在具体管理各区域水稻生产布局时,应该采取不同的方针；在制定政策时应有所侧重。长江中下游区和南方区中的沿海发达省份按照当地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可以适当调减水稻播种面积；长江中下游区和南方区中的内陆省份则应该控制水稻播种面积的比重；政府还应该重点支持水稻播种面积增长较多的东北区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层面上的政策建议主要包含以下几点内容：首先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强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统一完善的国内稻米市场；根据不同地区水稻生产的相对收益情况,理性的投入补贴资金；平衡工农业之间的发展关系,促进生产要素在部门间的有序流动,合理保护耕地面积；出台相关政策保护农田用水,加大对水利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国家应当加强对水稻新品种的开发,提高水稻品种的耐旱性和抵御病虫害的能力,并大力开发新型节水技术。为了避免因自然灾害等意外因素对供给造成太大的冲击。政府也可以适当的采取一些经济干预的手段包括粮食储备或相关的贸易政策,以调整暂时的供求失衡,避免造成大米价格的剧烈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