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些新型业态的不断涌现,特别是“互联网+”模式在各领域不断发展,新兴就业模式带来各行各业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工伤风险比例的上升,劳动者工伤案件大量存在,而其中由于第三人侵权导致劳动者工伤的案件更不在少数,本文主要研究的内容也即限于第三人侵权导致职工工伤这一领域,就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中已经予以明确,劳动者既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者用人单位支付相应的工伤保险赔偿,但落实到具体的赔偿项目上,各地的审判实践各有不同。笔者从裁判文书网搜集了一千余份文书,归纳出司法裁判主要呈现三种模式。一种是兼得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工伤职工可以基于侵权损害请求权和工伤保险请求权,分别向侵权第三人和用人单位或工伤保险基金同时主张赔偿,法院依据该模式判决工伤职工可以同时享有这两种请求权下的双重赔偿,且赔偿的总额可以大于其所遭受的损害,兼得模式下,侵权人与工伤保险机构不发生代位求偿关系;一种采取补充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工伤职工也可以获得两种损害赔偿请求权,只是在损害填补中,工伤职工最终的损害赔偿额不超过其遭受的损失;一种是部分补充部分兼得模式,这种模式是学者们对兼得模式和补充部分进行探讨后提出的折中方案。这种模式下,工伤职工基于两种损害赔偿请求权提起诉讼,法院对于工伤职工请求赔偿的项目区别进行裁判,针对其中的一部分项目采取补充模式,一部分项目采用了兼得模式。基于这三种模式做出的裁判研究,笔者认为劳动者享有工伤保险赔偿和侵权损害赔偿两种请求权,但基于两种请求权,不同的地区、甚至不同的法官会作出不同的判决结果,法律适用中面临这种困境,不利于劳动者的保护,也有损于我国的司法权威,故为解决这类司法困境,保护劳动者权益,笔者择取司法裁判中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解析,以此作为研究对象,以期从中剖析出比较切合实践和理论的模式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