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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汇率波动对中美进出口贸易的影响。通过将第三国汇率波动引入传统的理论与实证模型中，探讨在更加真实的条件下对外贸易发生波动的原因，从而为我国在浮动汇率制度下防范对外贸易风险提供参考和建议。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研究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波动对于贸易的影响的理论与实证文献，不可谓不多。然而，众多的研究却不能对汇率波动对于进出口贸易影响得到一致的结论，一些对类似研究对象的实证分析甚至还得到了相矛盾的结论。Cushman(1986)提出，在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的研究中，对第三国影响的忽视，可能是导致出现结论不一致的原因之一。
Cushman将第三国汇率波动引入相关贸易的模型，发现在某些情况下，第三国汇率的存在，导致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会被消除甚至出现反转，在实证中表现为汇率波动的拟合系数的正负号出现反向，由此提出了所谓汇率波动的“第三国效应”。
Cushman(1986)研究认为，对于出口国而言，第三国汇率波动对于贸易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部分是本国由于同第三国贸易获得收益，于是将一部分出口商品转而出口到第三国，直接挤占了本国同第二贸易国之间的贸易收益;第二部分是本国基于对第三国汇率波动风险的反应，调整了同第三国的贸易品种和数量，继而影响了同替代市场（第二国）的贸易收益;第三部分是本国同第二国、第三国货物贸易种类的差异程度，如果差异程度较小，第三国汇率波动会同时影响本国在两个市场的贸易收益。第三国汇率波动对于贸易的影响是以上三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其中一种效应占据主导作用，足以消除另外两种效应时，贸易就会朝该效应主导的结果发展。
Cushman的研究为探讨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然而，无论是对于汇率“第三国效应”本身存在性的考察，还是将第三国汇率纳入贸易模型，对贸易活动特征的分析，相关文献都相当有限，国内的研究更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存在巨大的空间和潜力。
本文将中国同美国进出口分类商品贸易作为研究对象，是基于中美双边贸易关系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最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的对外贸易关系之一。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根据IMF的测算，2014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是27.8％，美国是15.3％，中美两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从数量上，根据中方报告，从1984年至2013年，中国从美国进口商品总价值增长了39.6倍;中国向美国出口商品总价值涨幅达到160.5倍。从对中国经济的刺激作用来看，中国对美国进出口贸易总量与我国GDP比值由1987年的0.25增长到2013年的0.56，中国对美国进出口贸易净额与我国GDP的比值也由1987年的-5.7％增长到了2013年的23％。中美双边贸易对我国总体对外贸易现状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数据选取方面，本文采用SITC二位的行业数据进行分析，剔除其中报告不连续的商品分类，以及缺失数据的年份，从而得到55个中国向美国出口行业，以及63个中国从美国进口行业数据。而以往的研究多是采用一国对所有贸易伙伴的加总数据，或者双边贸易的加总数据，会出现所谓的加总性偏差(Aggregation Bias)，即不能够从总体所表现出的某一特性推断出其中每个个体都包含相应属性。原因在于使用加总数据的研究暗含着以下假设:汇率波动对于不同国家的不同部门，以及不同商品的影响在方向上与范围上是相似的，但是当这一假设不成立时，采用加总数据的估计反而将弱化汇率波动与贸易量的真正关系，从而不能获得显著结果。因此，根据双边行业数据的研究可以为贸易受汇率波动影响提供更加精确的分析。
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将第三国汇率波动引入中美进出口贸易模型，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滞后分布误差修正模型(ARDL-ECM)，考察中美货物进出口贸易受到第三国汇率波动的影响，同时比较中美贸易在受到欧元与日元的汇率波动影响下的不同反应。
本文主要包括六个部分，文章主要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浮动汇率制度下，我国对外贸易受到汇率波动的冲击日益加剧，中美贸易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及典型范例，以此为例进行研究，能够对我国经贸政策的制定，以及经济发展的稳定持续，提出重要的参考意义。而现实条件下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冲击往往是复杂和多元的，传统不包括第三国汇率的模型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将第三国汇率波动引入模型可以更好的考察汇率波动对于进出口贸易长期和短期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
第二部分，总结相关研究文献并阐述所用到的基本概念。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数据选取方面看，早期的文献仅采用对加总数据进行研究，逐渐发展到双边贸易数据的研究，继而发展到当前根据行业分类数据的研究;从汇率估计方面看，采用固定区间标准差估计、移动区间标准差估计，以及使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估计都占据了一席之地;从模型设定方面看，汇率波动对于贸易影响的模型随着计量经济学发展而同步发展。然而，包含第三国汇率波动的研究文献相当有限，国内相关更是几乎没有。
第三部分，论述汇率波动影响贸易的相关理论。从对传统的汇率波动弹性理论出发，梳理了汇率波动的对贸易影响的相关理论进展，并着重介绍了Cushman(1986)提出了包含第三国汇率波动的理论模型框架，然后结合理论模型讨论了第三国汇率波动对于中美贸易的影响。
第四部分，描述性分析第三国汇率波动对中美贸易的影响。通过中方视角，从中美贸易发展、现状，以及中国贸易伙伴国关系，中美双边汇率等角度出发，初步分析中美贸易面临的外部挑战，并重讨论了第三国汇率波动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影响中美贸易。通过描述性分析选出了欧元和日元作为具有代表性的第三国汇率，为实证分析做出了铺垫。
第五部分，第三国汇率波动对中美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采用1987-2013年年度数据，建立包含第三国汇率波动的ARDL模型，并采用Pesaran等(2001)提出的边限检验法进行协整分析，验证第三国汇率波动对中美贸易长期和短期的影响，同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考察短期偏离对长期均衡的调整。
第六部分，论文结论和政策建议。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的分析，得到了以及下五点结论:第一，第三国汇率波动会对中美贸易产生影响;第二，第三国汇率波动的影响小于本国汇率波动的影响;第三，第三国汇率波动对于中美贸易的短期影响大于长期影响;第四，第三国汇率波动对中美贸易的影响不存在“国家效应”;第五，第三国汇率波动的影响具有短期向长期调整的趋势。在此基础上，笔者针对我国对外贸易受到的汇率风险，提出了市场和汇率两方面的政策建议。一方面要建立更加成熟完善的对外贸易市场。具体措施包括:加大市场开发力度，拓展对外贸易渠道;大力开发新兴市场;积极引导各类进出口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效的信息传导机制。另一方面要减少汇率波动冲击。具体措施包括建立成熟的汇率波动反应机制，以及通过深化人民币汇率改革，外汇储备多元化，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提高人民币自身汇率稳定性。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研究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波动对于贸易的影响的理论与实证文献，不可谓不多。然而，众多的研究却不能对汇率波动对于进出口贸易影响得到一致的结论，一些对类似研究对象的实证分析甚至还得到了相矛盾的结论。Cushman(1986)提出，在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的研究中，对第三国影响的忽视，可能是导致出现结论不一致的原因之一。
Cushman将第三国汇率波动引入相关贸易的模型，发现在某些情况下，第三国汇率的存在，导致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会被消除甚至出现反转，在实证中表现为汇率波动的拟合系数的正负号出现反向，由此提出了所谓汇率波动的“第三国效应”。
Cushman(1986)研究认为，对于出口国而言，第三国汇率波动对于贸易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部分是本国由于同第三国贸易获得收益，于是将一部分出口商品转而出口到第三国，直接挤占了本国同第二贸易国之间的贸易收益;第二部分是本国基于对第三国汇率波动风险的反应，调整了同第三国的贸易品种和数量，继而影响了同替代市场（第二国）的贸易收益;第三部分是本国同第二国、第三国货物贸易种类的差异程度，如果差异程度较小，第三国汇率波动会同时影响本国在两个市场的贸易收益。第三国汇率波动对于贸易的影响是以上三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其中一种效应占据主导作用，足以消除另外两种效应时，贸易就会朝该效应主导的结果发展。
Cushman的研究为探讨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然而，无论是对于汇率“第三国效应”本身存在性的考察，还是将第三国汇率纳入贸易模型，对贸易活动特征的分析，相关文献都相当有限，国内的研究更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存在巨大的空间和潜力。
本文将中国同美国进出口分类商品贸易作为研究对象，是基于中美双边贸易关系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最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的对外贸易关系之一。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根据IMF的测算，2014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是27.8％，美国是15.3％，中美两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从数量上，根据中方报告，从1984年至2013年，中国从美国进口商品总价值增长了39.6倍;中国向美国出口商品总价值涨幅达到160.5倍。从对中国经济的刺激作用来看，中国对美国进出口贸易总量与我国GDP比值由1987年的0.25增长到2013年的0.56，中国对美国进出口贸易净额与我国GDP的比值也由1987年的-5.7％增长到了2013年的23％。中美双边贸易对我国总体对外贸易现状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数据选取方面，本文采用SITC二位的行业数据进行分析，剔除其中报告不连续的商品分类，以及缺失数据的年份，从而得到55个中国向美国出口行业，以及63个中国从美国进口行业数据。而以往的研究多是采用一国对所有贸易伙伴的加总数据，或者双边贸易的加总数据，会出现所谓的加总性偏差(Aggregation Bias)，即不能够从总体所表现出的某一特性推断出其中每个个体都包含相应属性。原因在于使用加总数据的研究暗含着以下假设:汇率波动对于不同国家的不同部门，以及不同商品的影响在方向上与范围上是相似的，但是当这一假设不成立时，采用加总数据的估计反而将弱化汇率波动与贸易量的真正关系，从而不能获得显著结果。因此，根据双边行业数据的研究可以为贸易受汇率波动影响提供更加精确的分析。
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将第三国汇率波动引入中美进出口贸易模型，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滞后分布误差修正模型(ARDL-ECM)，考察中美货物进出口贸易受到第三国汇率波动的影响，同时比较中美贸易在受到欧元与日元的汇率波动影响下的不同反应。
本文主要包括六个部分，文章主要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浮动汇率制度下，我国对外贸易受到汇率波动的冲击日益加剧，中美贸易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及典型范例，以此为例进行研究，能够对我国经贸政策的制定，以及经济发展的稳定持续，提出重要的参考意义。而现实条件下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冲击往往是复杂和多元的，传统不包括第三国汇率的模型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将第三国汇率波动引入模型可以更好的考察汇率波动对于进出口贸易长期和短期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
第二部分，总结相关研究文献并阐述所用到的基本概念。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数据选取方面看，早期的文献仅采用对加总数据进行研究，逐渐发展到双边贸易数据的研究，继而发展到当前根据行业分类数据的研究;从汇率估计方面看，采用固定区间标准差估计、移动区间标准差估计，以及使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估计都占据了一席之地;从模型设定方面看，汇率波动对于贸易影响的模型随着计量经济学发展而同步发展。然而，包含第三国汇率波动的研究文献相当有限，国内相关更是几乎没有。
第三部分，论述汇率波动影响贸易的相关理论。从对传统的汇率波动弹性理论出发，梳理了汇率波动的对贸易影响的相关理论进展，并着重介绍了Cushman(1986)提出了包含第三国汇率波动的理论模型框架，然后结合理论模型讨论了第三国汇率波动对于中美贸易的影响。
第四部分，描述性分析第三国汇率波动对中美贸易的影响。通过中方视角，从中美贸易发展、现状，以及中国贸易伙伴国关系，中美双边汇率等角度出发，初步分析中美贸易面临的外部挑战，并重讨论了第三国汇率波动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影响中美贸易。通过描述性分析选出了欧元和日元作为具有代表性的第三国汇率，为实证分析做出了铺垫。
第五部分，第三国汇率波动对中美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采用1987-2013年年度数据，建立包含第三国汇率波动的ARDL模型，并采用Pesaran等(2001)提出的边限检验法进行协整分析，验证第三国汇率波动对中美贸易长期和短期的影响，同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考察短期偏离对长期均衡的调整。
第六部分，论文结论和政策建议。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的分析，得到了以及下五点结论:第一，第三国汇率波动会对中美贸易产生影响;第二，第三国汇率波动的影响小于本国汇率波动的影响;第三，第三国汇率波动对于中美贸易的短期影响大于长期影响;第四，第三国汇率波动对中美贸易的影响不存在“国家效应”;第五，第三国汇率波动的影响具有短期向长期调整的趋势。在此基础上，笔者针对我国对外贸易受到的汇率风险，提出了市场和汇率两方面的政策建议。一方面要建立更加成熟完善的对外贸易市场。具体措施包括:加大市场开发力度，拓展对外贸易渠道;大力开发新兴市场;积极引导各类进出口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效的信息传导机制。另一方面要减少汇率波动冲击。具体措施包括建立成熟的汇率波动反应机制，以及通过深化人民币汇率改革，外汇储备多元化，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提高人民币自身汇率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