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1950年代和1960年代出生作家不同,1970年代出生作家更像是“文革”的局外人。他们或者只对“文革”存有模糊认识,或者出生于“文革”之后,对“文革”几无印象。当然,也有少数作家由于家族成员乃至至亲在十年动乱中遭受磨难,因此较早也较为深刻地认识到“文革”的残酷与荒谬。但总体而言,在对于“文革”历史事实的介入方面,1970年代出生作家非常明显地表现出疏离的主体姿态。在心理距离和情感距离上,他们亦缺少亲历者对“文革”的切近之感。新时期以来,意识形态的束缚日渐松动,以往对于人的政治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的强调得以削减,人们转而关注当下和自我。在这种时代背景和自身经验的影响下,1970年代出生作家专注于对“现在”进行非本质化写作,而对“文革”的书写则表现出碎片化和平面化特征。这群作家习惯通过寥寥数语将“文革”一带而过,并且,所呈现出来的“文革”也显得破碎而且缺乏意义。正因如此,1970年代出生作家的“文革”叙事又具备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特征：作家看似无意实则有心地打开“文革”历史的小缺口,欲言却止,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在呈现“文革”的方式上,1970年代出生作家内部出现分化。1970年代初期出生作家多选择以儿童视角叙述“我”的“文革”经验。这些作品多带有自叙传性质,反映了作者对“文革”的认知。因为年幼,认知水平有限,所以所呈现出的“文革”迥异于常规历史经验。而197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作家则多以零聚焦叙述方式讲述“他人”的“文革”往事。这符合作家对“文革”的实际接收方式。由于“文革”亲历者生活经历、教育背景的不同,他们对“文革”的讲述也有差异。受害者们习惯将“文革”塑造成一场灾难,而知青、红卫兵、造反派在回忆往事时,却常常充满怀念。这种怀念的背后,其实是对“文革”的选择性遗忘。我们从中可以见到“文革”所遗留下来的巨大的精神创伤。但疏离的主体姿态和情感距离以及“文革”亲历者对灾难的淡化处理,却使得部分1970年代出生作家失去历史重负,他们不再视“文革”为一个沉重的历史事件,因而在想象“文革”时,可以传达出一种满不在乎甚至是嘲笑的态度。但另一些作家在跳出历史的藩篱之后,却能够直面“文革”,发掘历史背后更具本质意义的因素,并呼吁人们进行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