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朝鲜因素对中国的影响不容低估。而同情的了解既是寻求历史真相的出发点,也是研究的方法和目的。本文尝试从三个方面来探讨李鸿章甲午前二十余年间对朝鲜的措置。首先,从中朝双方对彼此的反应考察宗藩关系的传统特点,以及光绪初李鸿章所遭遇到的新挑战。中朝双方对彼此富有鲜明特点的反应表明,朝鲜对清朝严重缺乏信任,清朝则满足于朝方事大表象,实则不愿受朝鲜所累。这一关系特点导致中朝传统的宗藩关系隐含合法性危机。同治以后,中朝宗藩关系开始遭到美日等国的挑战。这些构成李鸿章对朝鲜措置的背景和逻辑出发点。其次,李鸿章甲午前二十年间对朝鲜的措置思想和内容。这是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李鸿章的整体对朝措置可分壬午前、壬午至甲申、甲申后三个阶段。从同治末到壬午前,李鸿章敏锐洞察日本图朝野心,一面调整防日策略,一面主要通过与朝鲜元老李裕元的通信联系,一再劝导朝鲜转换外交思维、急图自强。对朝鲜壬午、甲申两次事变,李鸿章积极介入,并以此为契机调整对朝政策,从间接介入转为直接介入。之后,综合国内、国际和朝鲜内部等诸多因素,李鸿章选择战略克制。甲申后,在克制战略指导下,李鸿章一面对内严防朝鲜独立,一方面训诫袁世凯保持克制,对外则构筑国际均势以制衡俄日。李鸿章的克制战略的选择有其合理性,也取得一定成果,但根本上因缺乏实力保障,不能久恃,这致使清朝无能从根本上保障已有成果,李鸿章二十余年的对朝措置终因甲午战争而破产。第三,李鸿章在朝鲜措置上还受到不容忽视的两方面影响因素。一方面,清朝最高当局对朝鲜危机的严重性重视不足,更没有从根本上振兴国力,对防制日本侵朝力量准备不足,这使李鸿章感到失望。相反,日本极富特色的努力则加剧了中日的失衡。另一方面,朝鲜方面的反应对李鸿章有重要影响,但因为宗藩关系本身特点和朝鲜方面的没有准备,李鸿章的措置缺乏必要配合。甲午前二十年间李鸿章对朝鲜的措置既有传承,又有发展,有着明显的阶段特征,同时受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际等诸多因素影响。只有联系地综合地考虑这些因素才能避免倒放历史,才能有裨于同情地了解李鸿章对朝鲜的措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