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诗僧，惠洪的诗学思想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能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待诗歌，这既不同于唐僧齐己的一味追求淡雅静幽，也不似寒山、拾得、王梵志那样纯用白话口语来写一些类似打油诗的劝世说教之作，也因此没有堕入僧诗惯有的蔬笋气或是教条气的老路中去，这是他比其他诗僧的高明之处。从文学的角度来认识诗歌，他对诗歌的审美理想、风格、创作等方面都较有心得。对诗歌的一些基本因素如锻字炼句的基本功、诗缘情的创作态度、妙观逸想式的形象思想的把握等都能带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惠洪所津津乐道的“平中见奇”、“气韵说”、诗歌的语言美和富贵态的审美理想都不是他的独创，可贵的是他能从自我的角度来理解和阐释这些宋代诗歌的共性特征，因而能同中见异，颇具个性。他对豪放和清婉两种风格的倾心更是体现了他狂中带雅的面貌。他的创作论主要集中于他对炼字和炼意的追求，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他对黄庭坚的“夺胎换骨”说的记载以及他本人所提出的“妙观逸想”说。对于前者的理解，惠洪更偏重于创作中的对创新的要求，而后者则体现了他用艺术的眼光来衡量艺术的做法。诗歌是情感的艺术，惠洪论诗十分注重诗中含情，虽然在他自己的创作中屡因俗情过重而受到世人责难，却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这一诗学理念。惠洪能不顾众议而重诗之情，似乎是与儒家的诗教观相悖，其实不然，他对诗中人品的讲究就是说明。在惠洪看来，诗品是基于人品而言的，人品高则诗好。为了说明问题，他对杜甫诗中温柔敦厚一面加以发挥，以表达他对君臣等封建等级观的自学维护。惠洪是僧人又是诗人，所以他的诗学思想中也体现了这二重性。最明显的就是禅宗精神对他个性的影响以及他对“文字禅”的理解，都使他能够用更为开放的眼光来看待语言文字，因而能摆脱僧人的身分对世俗文艺的刻意回避。如他对豪放风格的追求体现了他放旷自由的人格魅力，而他对清婉的喜爱则又表达了他对雅的看重。两者看似相互矛盾，若放在个性的背景下其矛盾就迎刃而解了。惠洪虽为禅子但他在论诗时却又持浓厚的儒家诗教观，他不仅推重杜甫的“句律精深”，而且特别欣赏杜诗中的君臣大义，体现了儒释合流的一面。这无疑都使他的诗学主张能别具一格、自具面目。总体而言，惠洪的诗学理想与江西诗派靠的较近，这既得之于江山之助（惠洪乃江西人），也有他个人的机缘和努力，因此他的诗学主张渊源自有又能加进个性的成分，他的观点虽少独创性但也不乏新意。他论诗时通常采用的以诗论诗的方式，也颇具特色，他自己虽未明确喊出以议论为诗的口号来，但此举却体现了他以议论为诗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