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整村推进参与式反贫困项目为代表,参与式反贫困实践在我国己初具规模,参与理念也逐渐成为扶贫领域的主流思想。但从反贫困项目的具体实施情况来看,还存在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贫困人群参与不足(或无积极性,或无参与机会),扶贫主体走过场、搞形象工程,扶富不扶贫等有悖参与式扶贫要义的现象层出不穷。如何解决这一系列参与困境,目前的研究还比较粗浅。从财政角度来看,尽管扶贫资源不断多元化,但财政资金仍然是我国最重要的扶贫资源,在扶贫资金总额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同时,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扶贫工作仍主要依赖于政府部门,各级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在参与式扶贫中发挥何种角色,以及如何处理政府部门与基础群众之间的关系,使其利于参与式反贫困的推进,成为了绕不开的话题。本文将以藏区为研究对象,从政治、经济、地理、文化、宗教、制度角度出发,探析不同扶贫项目下参与主体的特征及参与的影响因素,积极构建适应藏区具体情况的参与式反贫困方式,以提高财政扶贫效率。论文由六章内容组成,每章的具体结构及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导论。导论部分主要由以下部分构成：1.论文的研究意义。2.国内外的文献综述。3.论文的结构安排和内容介绍。4.研究方法。5.对数据来源的介绍。6.预期研究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参与式反贫困理论的一般分析。第一节,重点介绍了“参与式反贫困”提出的理论背景。从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政治学多学科的理论入手,分析了藏区推行参与式反贫困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从经济学、社会学角度论证了基层群众,尤其是贫困人口,在选择参与还是不参与,能否实质性参与等问题上所面临的系列困境。第二节,解读“参与式反贫困”的内涵,梳理了国内外对“参与”、“参与式反贫困”的定义,并提出了自己的定义方式。第三节,重点分析参与式反贫困的构成要素。引入约翰.克莱顿.托马斯等学者的分析方法,将公共政策参与要素划分为参与主体、参与环节、参与方式三个组成部分,作为分析参与式反贫困的分析工具和对象,认为每个要素都需要经过精心确定和选择,才能发挥出“参与”的最佳效果。第四节,分析了藏区参与式反贫困中,参与要素应该具备的特点。第三章、藏区反贫困的历史演化。第一节,从民族文化特征、行政区划、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市场经济条件等方面,立体式地展现了西藏自治区及四省藏区作为一个完整、统一的研究对象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第二节,以西藏自治区为典型代表,回顾了西藏、四川藏区、青海藏区、甘肃藏区、云南藏区各区自解放以来的反贫困历程。其中,重点介绍了西藏自治区的反贫困历程,将其划分为1978年以前、1978-1993年、1994-2000年、2001-2012年四个阶段,并对其他藏区做了总括性介绍。第三节,对藏区反贫困的总体性特征进行归纳、总结。第四节,多角度分析了藏区完善参与式反贫困的重要性。第四章、藏区参与式反贫困的现状分析——以F县为考察重点。该章是论文的重点之一,首先介绍了研究的重点考察对象——F县的扶贫概况,论证将其作为考察整个藏区反贫困窗口的合理性。第二节,笔者选取了藏区极具代表性的几个扶贫项目,并根据这些项目在F县的具体实施情况,从参与视角对其进行了解析。首先,介绍了“异地育人”项目。介绍了异地育人项目背景,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分析了该项目的实施效果,并根据藏区特殊的地缘性特征、扶贫项目本身的特征,指出了项目实施过程中引入参与机制的重要性,并就参与的重要主体以及参与的关键环节进行了深入探讨。其次,深入分析了该地区的“社会低保”项目。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维学科视角,阐释了过度参与同样无法得到满意的参与效果。认为,对极端贫困人口的利益保障,需充分发挥政府的能动性,对参与主体进行必要隔离或引导议题讨论方向。再次,分析了当地的农牧民住房改建项目,重点分析了贫困人口在该项目参与过程中,获益较少的深层次原因。最后,介绍了当地的产业扶贫状况。在高度肯定藏区产业扶贫成就的同时,分析了当前面临的瓶颈问题,并指出,政府应该在这些方面发挥更大的能动性。第三节,对藏区参与式反贫困进行了整体性的评价。第四节,在项目分析基础上,继续深化了对参与要素的认识。第五章、藏区参与式反贫困的影响因素分析。该章从地理环境、社会文化、政府行政机制、地方政府财力方面,探讨了影响藏区参与式反贫困模式建立的因素。这些影响因素中不乏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它们将对藏区参与式反贫困带来促进效应或阻碍作用,因而也将成为完善藏区参与式反贫困措施的重点关注对象。第六章、完善藏区参与式反贫困的思考。第一节,提出了完善藏区参与式反贫困的指导原则。第二节,从5个方面提出了完善藏区参与式反贫困的可行路径,包括提高反贫困信息的透明度；降低各方的参与成本,提高其参与积极性；提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和理念；提高参与各方的参与意识和能力。第三节,从制度建设方面,探讨如何完善藏区的参与式反贫困。首先,改革教育体制,增强公民文化教育；其次,完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以增强其反贫困项目的适应性。(1)通过制度规范,促使基层工作人员主动“走出去”；(2)完善政府部门的考核标准以及考核时间。考核标准的设立宜采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在考核时间的选择上,应对藏区制定一个3-5年的规划期,降低考核频率。再次,完善转移支付制度。除了强调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外,还强调继续完善最基层的转移支付制度,以提高资金流向的均匀性和透明度。第四节,探讨了完善藏区参与式反贫困的技术手段。笔者在现有扶贫考核指标上,继续完善了贫困家庭瞄准指标,以及有助于提高项目质量的考核指标。本文经过较为系统、深入的分析,对藏区参与式反贫困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认为在以下方面有了一定的突破：1.多学科视野认识藏区的参与式反贫困。为了从理论方面更深入地探讨反贫困工作中存在的“扶富不扶贫”现象,笔者不仅多角度论证了参与式反贫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还引入社会资本理论以及成本-收益理论,诠释了贫困人口难以在公共决策中获得理想收益的原因,并通过实证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从藏区的地缘、人文、习俗出发,解释了藏区参与式反贫困中,贫困人口处于劣势地位的深层次原因并得出结论,必须重视政府部门等权威力量在参与过程中的协调、组织作用,强调政府部门需正确选择参与要素,必要时可借助一定的技术手段,将非贫困人口隔离出去,为贫困人口的参与创造一个隔离圈,从而提高贫困人口的发言权和政策影响力。2.深入认识参与主体的内部分化。基层群众、贫困人口的内部结构、内部利益分化,在现有参与式反贫困研究中得到的关注还很少,这也是目前对参与式反贫困讨论的简单化、单一化,讨论方式固定化的具体表现。要找到参与式反贫困中,参与热情不够、监督机制乏力等现象的解决办法,有必要关注这个庞大群体的特征,尤其是其内部存在的结构性。笔者从扶贫项目自身特征出发,诠释参与主体的内部结构性和内部利益分化特点,认为该现象主要源于扶贫项目自身的特点,即同一个项目对不同公众造成的影响不同。笔者在托马斯的“相关公众”基础上,继续将其细分为“正相关公众”和“负相关公众”、“强相关公众”和“弱相关公众”。指出,根据项目影响范围和作用力方向,参与群体可被细化为不同的相关公众群体,不同群体对特定项目的关注程度具有差异性,这将为选择合适的监督主体提供思路和参考,以解决监督乏力等现象。3.探讨微、宏观民主在参与式反贫困中的契合点。笔者着重探讨了宏观代议制民主与基层直接民主状态下,权力在各参与主体间的合理配置。笔者认为,基层民众在项目参与中的实质性决策权得以落实的前提,即降低政府部门分享权力的成本,而改变用以考核政府部门业绩的考核指标的形成方式,将成为降低这种成本的关键之一。通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制定考核标准,更为有效。另外,在考核时间方面,无论从考核时间长度还是考核频率来看,藏区都需要一个更为灵活、富有弹性的时间。4.完善提高扶贫质量的指标。笔者根据原有的扶贫考核指标,增设了两项指标。(1)增设“家庭有效劳动力比率”指标,以提高对藏区贫困家庭的瞄准精度。认为,该比率如果落入区间[0,0.5],家庭的负担就较高。比率值越接近于0的家庭,就越是政府需要关注的对象。同时,以“5%最低收入家庭收支平衡比”作为考察贫困家庭生活状态的指标,该指标大于等于1为宜。(2)优化扶贫项目质量的考核指标。如,在技术培训考核标准中,增设“田野式农业技术培训次数/农业技术培训总次数”、“订单式培训次数/培训的总次数”两项技能培训考核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