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者开始重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并开始从更加多元的角度来探讨翻译和文化的关系。　　 民族志的“写文化”理论认为民族志的主要任务是在参与观察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文化翻译,民族志文本和任何其它文本一样都是主观建构的产物,反映的只是“部分的真理”,是对异族文化的再创造或写作。这个写作的过程并非绝对自由,而必须受制于一定的诗学和政治因素。基于此理论并借鉴其他学者的见解,本文认为翻译和民族志一样亦是一定的诗学和政治学影响下对外族文化的写作。“改写”理论则认为翻译即改写,所有的改写都是特定的诗学和意识形态操控的结果。　　 本文借助于“写文化”和“改写”理论来分析《红楼梦》的杨宪益、戴乃迭英译本和霍克斯、闵福德英译本中对中医药和宗教方面文化特色词的文化写作。为了解释中医药表达语的文化写作,“写文化”理论和“改写”理论中所包含的诗学因素有了美学内涵;为了解释宗教表达语的文化写作,“写文化”理论和“改写”理论中的政治学和意识形态限制有了宗教内涵,即:服务于政治的宗教意识形态。　　 通过对比分析,本文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受到一定的诗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对原文本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改写。翻译不仅是一种写文化而且是有层次区别的写文化。中医体系与西医体系互为补充、互相借鉴从而为全人类谋福利,中国儒、道、释“三教合流”的宗教意识形态与西方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却是相互排斥、水火不容的。因而对宗教意识形态的文化写作显得更具暴力色彩。同时,本文认为,杨宪益和霍克斯在翻译过程中的改写在更大程度上还受各自母语文化中的诗学和宗教意识形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