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共四章，每一章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同时，各章之间按前后顺序构成一种递进关系。前三章属经验性研究，通过引用大量史料、回忆录和研究著作，分析这场运动内在的深刻矛盾。最后一章属理论性研究，从历史形态学的角度揭示这种矛盾的非矛盾性，从而说明：六十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本论文主要以美国为研究蓝本)的中产阶级大学生造反运动是一场在新左派旗号下进行的资产阶级文化革命和生活方式革命，是当初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残余能量向文化和生活方式层面的转移和延伸，以求达到资本主义体制各层面之间的同一性。 第一章回答“六十年代运动为什么发生在六十年代?”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对六十年代的大学生在五十年代度过其少年期时的内心体验的分析。五十年代是一个富裕时代，同时是一个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是一个既生产了家庭小汽车、又生产了原子弹的时代，是一个电子传媒的时代。这个时代塑造了一种不同于过去时代的感知方式，使中产阶级的下一代与上一代之间的认同发生断裂。下一代更倾向于与同龄人的认同，这是他们日后能够形成一个类似阶级的社会群体的时代条件。 第二章回答“中产阶级造反大学生的政治意识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若仅仅是形成了一个社会群体而无一种群体的政治意识在起作用，那这个群体依然处于非政治状态。不过，本文强调，六十年代中产阶级大学生的政治意识并不是通过阅读左派理论著作形成的，而是在他们自身的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此外，这种政治意识不以理论的形式表现自己，而体现为桑塔格所说的“新情感”。 第三章回答“这场运动为什么采用象征形式?”这个问题。本章通过对1964—1965年伯克利校园造反、1968年芝加哥学生街头骚乱及1970年肯特州立大学血案三起阶段性事件的研究，揭示中产阶级造反大学生对象征形式或形式主义的造反方式的运用及其原因，从而说明这是一场不危及既定政治体制和经济结构的文化革命和生活方式的革命。它以象征形式来一步步试探法律与规则之间的模糊界限，拓宽了资本主义体制的制度空间。 第四章回答“为什么说这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问题。本章试图建立一个关于资本主义体制的社会分层模式，它由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四个层面构成，而其运转的轴心是自由—民主—工具理性。老资产阶级通过政治和经济的双重革命瓦解了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封建等级制，实现了自由—民主—工具理性，但老资产阶级的革命没有触及文化和生活方式层面，使等级制在这两个层面残留下来。资本主义体制各层面之间的这种非同一性造成了资本主义的内部冲突。新资产阶级(六十年代中产阶级大学生)的革命则在老资产阶级革命的既有成就基础上，将革命能量引向了文化和生活方式。它通过工具理性对价值判断的搁置，瓦解了这两个层面的等级制，在这两个层面实现了民主和自由。因而，这场运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继续，旨在实现资本主义体制各层面之间的同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