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力量推进和中国社会转型加速,目的地各种传统与非传统、内部与外部旅游安全风险,不断撞击着当下游客和市民共享的生活空间。日益频发的旅游安全事件和事实似乎表明:目的地正在进入一个“风险世界”。一旦这种旅游安全风险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将给目的地旅游系统的稳定性带来灾难性影响。虽然目的地旅游安全风险的威胁正在不断加剧,但我国已经明确提出:以旅游安全风险防范为重点,积极推动实施“安全旅游目的地”战略。在这样的现实和制度背景下,目的地旅游安全评价研究问题亟待学术关注,同时急需给予科学的理论解释与实践运行。因此,本研究尝试以目的地旅游安全内涵为切入点,采用客观和主观双重视角的分析框架,试图回答如何客观评价目的地旅游安全状况、游客是怎么评价目的地旅游安全两个研究问题,以此对目的地旅游安全评价做出理论诠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基于生态系统健康理论和社会脆弱性理论,建构旅游安全抵抗力—入侵度的目的地旅游安全度客观评价模型;借鉴期望差异理论,建构游客安全期望—感知的目的地游客安全感主观评价模型。同时,分别通过搜集历时性统计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使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目的地旅游安全度评价模型和游客安全感评价模型进行拟合检验,并应用经过拟合检验后的评价模型,测算目的地旅游安全度指数和游客安全感指数,依据评价指数,进而做出旅游安全预警判断。基于上述逻辑思路,本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从目的地旅游安全客观角度来看:目的地旅游安全度是旅游安全抵抗力与旅游安全入侵度博弈的结果。(1)目的地旅游系统抵抗力的评价可以通过其活力、结构和恢复力三个维度来衡量。目的地旅游安全活力源于经济能力和安全投入;构成目的地旅游安全结构的是安全组织、安全管理、安全设施和安全环境;支撑目的地旅游安全恢复力的动力是社会保障和应急管理能力。经验证,目的地旅游应急管理能力对目的地旅游安全抵抗力的作用最大,目的地的经济能力的影响作用次之,旅游安全保障的影响作用最弱。(2)目的地旅游系统的入侵度主要来自外在自然灾害风险入侵和内在的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风险入侵。经验证,目的地自然灾害对旅游安全入侵风险最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入侵影响次之;事故灾难的入侵威胁程度最低。(3)整体上看,2003~2013年,全国31个城市目的地旅游安全抵抗力呈增长态势,北京、上海、重庆、成都、广州、昆明、西安市旅游安全抵抗力较突出;全国31个城市目的地旅游安全入侵度态势差异显著。上海、郑州、广州、重庆、兰州等城市的旅游安全风险入侵度较大,重庆居首位。但重庆、上海等城市的旅游安全风险呈降低趋势。(4)对全国31个城市2014年和2015年的旅游安全度进行预测,其中,2015年,重庆、上海、广州处于较差的中度预警状态;长春、天津、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处于预警的一般状态;处于安全状态的则有北京、呼和浩特、银川、太原、济南、西宁、贵阳、海口8个城市;其他城市均处于较安全状态。就目的地旅游安全主观视角而言:目的地游客安全感是游客安全期望与安全感知差异的主观响应。(1)目的地游客安全感需从游客心理安全感和游客社会安全感两个方面进行诠释。游客心理安全感包括人际交往安全感、主观控制安全感和自我认同安全感三维度;游客社会安全感包括治安状况安全感、旅游环境安全感、服务要素安全感、安全信息安全感和地域文化安全感五个维度。(2)经验证,游客安全期望对安全感知有正向影响;游客安全期望对安全认知评价有负向影响;游客安全感知对安全认知评价有正向影响;游客安全期望对安全感有负向影响;游客安全感知对安全感有正向影响;游客安全认知评价对游客安全感有正向影响。(3)随机抽样的样本城市整体数据分析表明,目的地游客社会安全感处于中度预警的较差状态,目的地游客心理安全感指数处于中度预警的较差状态,目的地游客安全感处于中度预警较差状态。(4)从样本城市游客安全感的指数与旅游安全度指数比较发现,目的地旅游安全度与游客安全感指数存在着不完全匹配状态。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目的地旅游安全治理的政策建议:形成目的地旅游安全第三方评价机制;构建目的地旅游安全预警机制;夯实旅游安全管理基础,形成常态化管理机制;健全目的地旅游安全公共服务体系;规范旅游应急处置流程,推进旅游应急救援机制建设;加强旅游安全合作,推动旅游安全协同治理;完善目的地旅游安全风险化解机制;形目的地旅游安全评价反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