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新发展阶段,已在实践中出现以针对重大环境风险进行预防规制的司法案例,这对于传统环境公益诉讼的法理基础、法律依据和诉讼程序都有了很大程度的突破,当然也带来了环境综合治理与保护的更新。鉴于目前为数不多的几起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案例在裁判上依然存在法律上的空白和适用难题,本文希望从传统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出发,针对环境生态风险问题进行引入,对于可能导致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重大环境风险”进行诉讼上的裁判经验总结,以推动现有或者将有之类案判决,提出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如何定位及制度完善上的具体建议。本文研究首先透过“风险社会”的视角分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现状,引出环境保护进程中环境利益的分化和与需求变革问题,进而从利益分析过渡到制度分析,从而对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二元体制进行内部审视,在程序上提出与同样具有生态保护功能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衔接困境。其次,通过针对预防性环境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的外部运行和阻力角度进行考察,从实体法律依据是否完善、诉讼程序运用是否合理深入剖析,透过三种不同环境保护司法和行政规制的现状进行理论逻辑、基础法理及规范框架的反思,最终认识到要实现长期风险治理效果必须要构建内部协调统一、逻辑结构严密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如此才能实质发挥环境立法和环境司法的各自效用,以短期治理和长效保护的机制充分回应社会中已经存在的环境问题和预防潜在的环境风险,实现常态化运行的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模式。最后针对规则的完善必须坚持实体与程序并进的道路,提出从宏观和微观的双重角度进行完善的策略。针对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重大环境风险”司法判定的难题,宏观导向上从启动机制、行政协同等进行原则引领,微观角度从受案范围、立案条件、争议焦点等进行裁判经验的分析总结,最终形成判定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重大环境风险的类型化要件,为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个案的裁判提供类案依据,并逐步推动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相关环境基本法律和司法解释的修改,形成更加规范和更具有操作性的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