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经济危机让美国等发达国家意识到现代服务业不能独自支撑一个大国的经济,加之中国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渐消失,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不断向东南亚等国家转移甚至出现逆转移。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成本优势给我国制造业产出增长和出口带来严峻挑战。近年来,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减税降费政策,2019年国务院做出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部署,以减税为主体、降费为辅助,在减税方面,进一步深化增值税改革,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主要行业税率纷纷下调,对小微企业实施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在降费方面,明显下调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在本次减税政策中,制造业税率变动最为明显,制造业全行业适用税率统一下调三个百分点,由16%降至13%,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适用税率由10%降至9%。政府通过减税期望为实体经济释放更多利润空间,使得实体企业将更多收入转移到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中去,焕发实体经济活力,同时税收减免使得企业转移更少的税负至终端消费者,进而刺激消费。在制造业全行业统一减税相同百分点的同时,对制造业上中下游行业按照同一规则减征相同税率是否是最优的减税政策有待商榷,本文旨在通过研究制造业结构性减税是否优于当前统一减税政策即验证当下减税政策是否存在进一步改进的空间。本文基于投入产出表和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将产业结构纳入到整体经济的均衡框架中,构建了包含制造业和其他行业等八个产业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对于不同行业实施减税引致的各行业产出变动效应。得出如下结论:对制造业全行业按同一规则统一减税确实有利于刺激整体经济增长和扩大产出规模;分行业分析,该减税政策对除制造业的其他行业是有利的,在中间投入品中对制造业产品需求越大的行业,其从减税政策中受益越明显。从劳动供给角度分析,制造业统一减税提高了社会劳动供给量。此外,建筑业和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劳动需求量变化较大,而制造业行业劳动供给量大量缩减。对家庭部门而言,统一减税刺激投资需求的增加却未能促进消费提升。制造业统一减税政策不能改变现有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在减税前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仍然最高,与现实数据一致,但全行业统一减税改变了国民收入在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之间的分配关系,促进整体经济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在制造业全行业统一减税与结构性减税的对比中,模拟结果显示不同减税方案各有优劣,基于GDP和税收收入的角度,对中游制造业的结构性减税优于统一减税,对于中游制造业的结构性减税与制造业统一减税所带来GDP变动大致相当,但结构性减税造成的财政损失较小;从社会福利角度分析,结构性减税相对于制造业统一减税对各个行业消费的影响基本一致且均不明显,从而导致结构性减税引起社会福利下降较少;从劳动供给角度分析,由于劳动要素在服务业和农林牧渔业投入比例较高,且制造业统一减税带来二者产出增加的比例略高于结构性减税,最终导致统一减税带来总劳动供给量的增加更为显著。此外,统一减税促进经济增长模式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更为明显。根据本文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议:（1）政府若以提升GDP并且不会造成太大税收损失为目标,则选择对中游制造业的结构性减税更优;若将提高总劳动供给量作为政府目标,则制造业统一减税更优;（2）增值税的调整对经济的作用十分有限,政府无法通过调整某些行业的增值税税收政策改变当前产业结构;（3）对制造业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和统一减税政策都会导致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根据本文的模拟结果得出,对劳动要素需求较低的行业实施减税政策,带来除该行业外的其他行业产出增加,由于该行业对劳动要素投入比例较低,产出下降导致劳动要素相对于资本要素需求下降幅度并不显著,可以实现国民收入分配向劳动密集型转变;（4）政府如果想要通过增值税税收调整增加特定行业的产出可以间接调整与该行业关系紧密的其他行业增值税税率。旨在刺激某一行业产出增加而对该行业实施的减税政策结果并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