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古典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聊斋志异》(下文简称“聊斋”)自成书之日起，就以其深刻的主题和独特的写作风格获得了极高的评价。然而拥有20多个英译本的《聊斋》在西方社会的传播度和影响力却不尽人意。国内外对《聊斋志异》英译的专门研究起步较晚，相关著作也不多，特别是从译者角度进行的研究就更寥寥无几了，有必要加强相关方面的研究。　　自文化转向以来，译者的身份和地位引起了译学界的广泛关注。解构主义代表人物韦努蒂在其著作《译者的隐身》中对译者“隐身”的根源及对译者地位的影响做出了系统研究。他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处在与原作者不同的生活环境中，有不同的生活经验、对社会现实有着不同的理解，对原文有着自己主观上的理解，因此在翻译时会不自觉地将这种理解带到译文中来。因此，译者主体性不可避免地贯穿翻译的始终，包括对原文的选择、欣赏和重构。　　基于这一思想，本文对比分析了《聊斋》最具代表性的四个译本——翟理斯译本、杨宪益译本、黄友义译本和闵福德译本，着重探讨了四译者的文化身份和翻译目的对其翻译活动的影响。笔者通过从选材、翻译策略和对原文叙事方式的改写上四译者表现出的差异中，得出：译者自身特殊的文化身份使得译者在对读者期待的理解上有所差异；不同的翻译目的也使得译者在翻译策略和对译文的重构编排上显现出显著的主观意识。　　因此，本文认为译者的主观意识在其翻译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对译作的形成及其传播都有巨大的影响。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聊斋》英译研究在译者主体性方面的空白，也对中国其他经典名著的英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