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居民膳食中肉类摄入增加,保障了健康高质量发展的营养需求。但当前中国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与营养认知水平的差异下,农村居民膳食肉类消费与其家庭农业生产存在一定关联,呈现地区性、群体性、家庭生产差异化问题。近年来,为缓解生态压力的环境政策围绕农业生产,特别是对农业面源污染负外部性较强的养殖业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工具,这些政策对产业发展的效应评估已得到较充分重视。然而,这些环境政策其是否通过产业链传递影响家庭农业就业和收入,进而影响家庭消费肉类食物消费,其溢出效应仍需进一步探索。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引入农业环境治理较为典型的畜禽禁养政策作为准实验,基于CHNS数据库的营养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初次评估畜禽禁养政策对农村居民肉类消费的影响,探索识别禁养政策下农村肉类价格与产业收入的作用路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评估政策效应异质性、对肉类消费量偏离均衡水平的挤出效应,以及对周边地区的邻近效应。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畜禽禁养政策对农村居民的肉类消费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导致农村居民肉类消费减少20.91克/日,其中猪肉消费受到的影响高于禽肉。（2）识别了两类作用机制。畜禽禁养政策通过价格机制影响农村居民的肉类消费。猪肉价格每增加1元,肉类消费量减少14.27克/日。利用养殖转业人员的收入来刻画农村居民相关收入,禁养政策通过减少家庭收入,进而导致农户肉类消费减量,即存在一定的收入效应。（3）群体间异质性表现为,低收入群体、青年群体和低膳食知识水平群体的肉类消费量受到的负向影响更大,畜禽禁养政策对肉类消费偏离均衡的水平存在“降高增低”的挤出效应,老年群体和低膳食知识水平群体肉类消费不足水平加剧的程度更大,中高收入群体、青年群体和高膳食知识群体肉类消费过量水平降低的程度更大。（4）畜禽禁养政策对邻近地区居民的肉类消费不存在显著的影响。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普及乡村营养健康教育,提升膳食营养认知水平。（2）提升农村居民收入多样化,增强家庭食物消费风险承压力。（3）关注弱势群体营养水平,加强政府转移性支付营养保障。（4）平衡地区间养殖产能部署,保障畜禽产品区域供给。（5）加强环境政策效应多元化评估,兼顾农村居民福利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