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是一个传统的小农经济下的封建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还没有有效的阶级上升途径,九品中正制限制了寒门子弟享有高官厚禄的可能性,重要的官员职位均被世家大族把持,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社会各阶级差距极大,贫富分化严重。本文按照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根据[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中有关有闲阶级的提法,对有闲阶级的种种表现进行认识,凡勃伦对有闲阶级的提法同西晋门阀士族的特征极其相同。门阀士族大多都是以庄园的模式发展经济,聚集财富的。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还拥有许许多多的佃农,除此之外,他们受到经济政策的保护,西晋的品官占田荫客制使得品阶越高的官员拥有数量越多的土地。这些土地在一定范围内是无需缴纳税赋的,门阀士族还可荫衣食客3人至1人不等,佃客15户至1户不等,使其成为只向主人纳租服役的私客。这样一来,门阀士族所享有的经济政策是无比优厚的,他们因此聚敛了大量财富。此外,还通过其他各种各样的方式增加他们的财富拥有量,从而在这个时期,形成了以炫耀性消费为特征的有闲阶级。门阀士族拥有大量财富,但在当时的经济条件和社会背景下,并不能够把充足的财富转化为资本,从而进行再生产。在士族看来,拥有足够的财富是社会地位的象征,而他们一般通过炫耀性消费来表达自身所占据的社会地位。这一阶级仅仅拥有财富是不够的,还要通过炫耀的方式将他们拥有的财富表现出来,为他们的地位提供证据。皇帝喜爱奢靡享乐,大臣也随之效仿,士族拥有的财富大部分都用来进行奢侈消费了。奢靡之风在西晋流行,他们把财富当做炫耀的工具,当做实力的证明,互相比较彼此对财富的挥霍能力,以显示自己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西晋奢侈之风的盛行对社会造成了方方面面的影响。士族对器物的精美程度不断追求,使得手工工艺得到了提升,但是伴随的各种奢侈行为却造成了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大量的财富被用作不必要的炫耀性消费,没有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只是单纯满足个人的奢靡欲望。人力、物力、财力等等方面的资源都被浪费了。士族可以过得奢靡富足,而贫苦百姓往往食不果腹,贫富差距极大。然而,奢靡的生活需要大量财富作为支撑,为获取财富,许多人往往不择手段,由此滋生社会腐败,使得西晋王朝逐渐走向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