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领导小组作为一种非正式、非结构性的特殊组织广泛存在于中国各级党政机关中,并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政治实践中,它是为了解决某个急切的问题而成立,由权力层级较高的人或部门牵头,联合各职能部门而成立。一方面,领导小组有着与常规官僚体制截然不同的内部发生机制和权力运作逻辑;另一方面,领导小组的运作也是国家权力在一定时间内的集中展现,并相互影响的过程。领导小组的研究与理解中国政府运作过程中的特殊性和具体情况是紧密相连。因而,本研究选择迈克尔·曼关于国家自主性权力的相关论述为理论视角,以实现从国家权力的具体运作层面去实证地观察和理解领导小组的权力运作。建国以来中央领导小组的权力运作分析分为三个重要的过程,即整体认识、具体观察、宏观分析。所谓整体认识就是对建国以来中央领导小组的成立情况、数量变动进行基础性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选择领导小组实际功能角度,以党政划分为主线对领导小组进行分类研究。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笔者对领导小组的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进行了探究,并选取了四个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领导小组,对它们的成立背景、运行过程、运行效果进行了全面考察。进而,发现了不同时期的党政系统的领导小组在结构形式的共性特征,以及体现于权力运行过程的特殊之处。前期研究的基础为厘清中央领导小组权力运作的基本特征提供了可能,即体制性权力再生产的需求、高阶权力的有效介入、领导小组的任务导向和转型期政府治理的路径依赖这四类基本的特征。笔者认为,对中央领导小组的权力运作过程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出领导小组运作背后的基本权力形态,即作为国家专断权力主体的党或者上级权力部门,它们会根据情况适时地借助既有的权力机构及形式,发动政治动员实现领导小组的组织建设,进而实现权力和资源的整合。在不同情况下,专断权力的扩张和收缩决定着领导小组的权力运行面貌的变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专断权力,实现国家权力的理性运转,进而控制领导小组的“泛滥”也是领导小组改革与发展的应有之义。笔者为此提出了未来领导小组改革和发展的两个面向:完善制度化管理和探索实行大部门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