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审视、权衡，这些清人的论争——或为古文争正统，或深究行文技巧，或洞察骈文特质，都未能从当日的社会思潮内部加以潜究。毕竟，这只是表面的因素;文学观念的更新，才是最本质的决定力量。当然，这种视野需要关注视野、思想领域的转变和开拓，即新的批评思想的借鉴或输入，才可能有根本的转变。基于此，论文着力解决两个大的问题:一、骈文的四个要素，辞藻、对偶、隶事、声律(一般认为)的发展不一致，也不均衡，弄清其间的因、革、迁、变。二、探求这种迁变的深层原因，即从汉魏慷慨悲凉文风到梁陈绮艳文风转向的深层原因。这种转向是时代变迁以及一代代人有意选择、回避社会的结果。为此，论文尽可能地深入到当日的社会内部，即在政治、思想、文化等广阔范围内深入地探讨骈俪文风形成的根源。　　东汉末年的战乱，以及曹魏政权对士人的优待，使得在党锢之祸后渐次丧失的家国观念、报国之志又日渐凝聚;这种慷慨、悲凉之音也展示了那一时代士人整体、特有的追求。但好景不长，在司马氏以极其惨酷，甚至卑鄙、为人不齿的手段夺得魏氏天下的同时，司马氏集团也以卑鄙、肮脏削弱了好不容易凝聚的家国观念，士人滑向了依违两可、毫无操守的道德深谷;司马炎在执政后政策的失当无疑又加剧、-恶化了这一分离情形。这一时期政治上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沿袭东汉末年日渐崛起的庄园经济——政治格局，依靠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的保证，世家大族开始迅速发展、强大，最终形成了“士庶天隔”，“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政治格局;一时间，士人可以平流进取，坐致公卿。这一影响深远的政治格局虽然在刘宋以后受到了遏制，士人有时也不得不借助一定的事功来谋求或增进家族势力;但整体上世族的政治格局并没有什么本质的改变。也正是在这一政治格局下，尽管“五马渡江”，家国观念一度有所张扬;但最终也只如一片瓦石，激不起沉寂的大海。南渡之际，桓温三次北伐、刘裕北伐灭南燕、后秦，都是振奋、激荡一时的大事，但都没能激起士人的爱国情感，就是典型的例证。曹魏到东晋正是世族形成、凝固的时期，凝固了的世族只是以一家利益为转移，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这就不免带来一个可怕的结果，士人不再有国家观念，眼里面只是家族的整体利益，对民众的疾苦淡漠，甚至视而不见;这样，丧失了高尚(爱国)情感和道德操守的士人也只能在形式上“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没了充实的社会内容作为文章的张力和骨架。当然，也不可否认，凝定了的世族往往凭借文化的优势来傲视赳赳武夫，这也在客观上加强了文化、学术的传承，整个社会由此酝酿出一种浓重的文化氛围，骈文就在这种氛围中蕴育、繁盛;骈文渐次浸润到当日所有的实用文体中。随着技巧的日益成熟，在凭借隶事、对偶、藻饰等手段一竞高下的基础上，文人产生了对声律有意、明确的追求。骈文的成熟在刘宋时期。南齐时，骈文的四个要素——隶事、对偶、藻饰、声律都日渐完善起来。梁陈时期，骈文发展到了一个极盛的状态，大凡奏策、章表等先前骈俪化极浓的朝廷文书，甚至先前多散体行文的书信、子书，如《文心雕龙》等，都以骈俪行文。这是骈文上升的时期;但是，极盛时也往往潜伏着危机，骈文弥漫一切时也遭到了一些文士，甚至来自政治高层的反对;反对声中，骈俪文风走进了隋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