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律师管理体制以1993年为界区分为“人民律师制度”时期和“两结合”律师管理体制时期。对于“人民律师制度”时期,学术界对此并不存在争议:在这一时期,律师管理体制高度嵌入国家体制,显现出纯粹的国家主义特征。但步入“两结合”律师管理体制时期后,国家和律师团体间究竟体现出怎样的法团主义特征?这一问题国内学术界尚未形成完整的学术报告。为此,本文将律师参与社会矛盾调解作为切入点,试图从一个侧面分析出“两结合”管理体制的实际法团主义类型并预测其未来走向。为了解答以上问题,本文首先分析我国律师管理体制的发展历史,比较了“人民律师制度”和“两结合”律师管理体制的差异。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政府、律师协会、律师事务所、律师个体在律师参与基层矛盾化解机制中的各自角色定位,凸显了“两结合”律师管理体制中律师协会的角色边缘化的现象。这回答了“现实是什么?”的问题。接着,本文分析了“两结合”律师管理体制规定下,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的规定职能以及应有的理论组织架构。阐述了律师协会在“两结合”律师管理体制中应有的核心定位。这回答了“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在比较“现实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这两个问题的差别后,本文阐述了产生这种差别的深层次原因。在分析这些原因的基础上,本文进入了结论部分:对“两结合”律师管理体制的法团主义类型进行了界定,并试图回答其体制现状是否能契合理论框架的问题,最后本文预测了“两结合”律师管理体制未来的法团主义发展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