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0日上午，“刷单炒信”案在杭州余杭区人民法院宣判，刷单组织者李某的行为被认定构成非法经营罪，成为全国首例个人通过网站组织会员，为他们提供平台进行淘宝刷单、对信誉进行炒作，牟取利益而获刑的案件。1此案判决一出成为轰动全国的一大新闻，此案将会对以后类似案件起到标杆作用，从此便意味着，组织利用平台为淘宝卖家刷单炒信誉的行为将被定性为非法经营罪。到底本案定性为非法经营罪合理与否，法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议，为此本文欲通过此案的争议，引发对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适用的思考。近几年，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实务，非法经营罪规定的第四款正在被任意的进行扩张，使该条款有走向“口袋罪”的趋势。尽管通过出台司法解释对非法经营罪的适用进行了解释，但是解释繁杂没有一个统一的限度标准，使得该罪的定罪标准日益扩大化、模糊不清。主要原因有，一是刑法条款自身规定的不明确性，没有进行具体的限定，适用时需要依靠司法解释，而对解释又没有限定，其来源于实践的反馈，新型经济犯罪增多，故司法解释也在增多;二是行政与刑事的违法界限问题，行政机关工作者因为对自己的权力没有一个明确的范围，容易造成行政不作为，放纵违法行为演变为刑事违法，导致刑事处罚范围扩大。
　　通过阅读学者的著作以及相关期刊了解非法经营罪的发展历程，理解该罪的本质内涵，结合案例，分析其兜底条款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本文主要包括五部分，先介绍非法经营罪的法律规定、立法发展，以及其兜底条款的内涵和功能，了解该经济罪名在现行刑法中的具体内涵。然后从一则案例出发，分析该案在审理过程中存在的争议焦点，反思该案例背后存在的关于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适用的法律问题，因为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自身规定的瑕疵，给予司法工作者较大的权力，出现滥用现象以及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界定不清，导致现有的司法解释不断扩张、行政处罚缺位刑罚适用过度以及司法适用偏离罪刑法定原则等现象。最后提出完善兜底条款适用的对策:首先，要坚持罪刑法定，明确刑法第225条第四款的概念内涵;其次，遵循刑法的谦抑性、慎用刑罚权，废除过度扩张的司法解释以及对其进行合理的限制;最后，明确行政与刑事违法的界限，制定权力清单，便于执法者明确自己的权力义务，以防出现行政处罚缺位放纵违规行为的现象，以期对司法实践能够起到指导作用，解决现存的问题，防止非法经营罪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