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吴宓的诗歌创作与诗歌批评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英国诗人和文学批评家马修·阿诺德的的影响,这与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吴宓在接受阿诺德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基础上又有所偏离与超越,这种偏离与超越实质上是对影响放送者的一种变异,而这种变异背后的深层原因值得我们仔细研究。本文试图从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两个方面探讨吴宓对阿诺德的接受及其原因,并进一步分析吴宓在诗歌上对阿诺德的偏离与超越。本文分为绪论与正文两个部分。绪论部分首先介绍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其次梳理本选题的研究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正文分为三章。第一章首先介绍吴宓与马修·阿诺德之间的渊源,即吴宓受到阿诺德影响的主要动因。这种原因可以从学理渊源与个人经历两个方面进行探析。从学理渊源看,吴宓在哈佛大学留学期间师从欧文·白璧德,而白璧德受阿诺德的影响较深,这是吴宓接触和接受阿诺德诗歌作品与理论的重要原因。而两人所处的相似时代背景与个人经历则是吴宓在心灵感受上亲近阿诺德的主要原因;第二章主要阐释吴宓对马修·阿诺德诗歌理论的继承与接受。在诗歌创作原则与评判标准上,吴宓与阿诺德都认为诗歌创作的内容应把古典的诗歌形式与现代的诗歌内容相结合,而优秀诗歌的形式必然是格律精严、遵循旧律的旧体诗。对于诗歌的社会功能,吴宓遵循阿诺德“诗乃评判人生者也”的主张,认为好的诗歌应该有“悲天悯人之心,利世济物之志,忧国恤民之意”。这样的诗歌才具有引人心向上、向善的作用;第三章从诗歌创作与理论两个方面探究吴宓对阿诺德的偏离及超越。首先,吴宓与阿诺德的诗歌虽然都表达孤独之旨与哀伤之情,但两者所传达的这种感情基调却有着很大的差别;其次,对于诗歌的定义与功能,吴宓不认同阿诺德把诗歌简单地定义为“评判人生”的做法。吴宓认为诗歌既要抒发内心之感情,同时也要对人生和社会充满关注,达到感性与理性的完美统一;最后,对于诗歌与宗教的关系,阿诺德认为诗歌应该取代宗教,从而实现诗歌的救世功能。吴宓重视宗教,主张把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与印度佛教、苏格拉底为代表的西方道德传统与基督教文化融合起来,创造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和文学体系。通过对比两者在面对诗歌时的不同态度和观点,进一步发掘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文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