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阶段,数字普惠金融成为社会发展提效增质的新兴驱动工具,已经深刻融入到各项生产生活中。大数据,云计算和智能化等新兴数字技术在金融方面的结合不仅能够节能减排,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更能够激发绿色低碳技术革新,促进数字化和低碳绿色发展相辅相成。数字普惠金融在地区发展中的驱动作用愈加明显,是推进低碳技术创新,绿色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等关键突破口,更是助力我国尽早完成“双碳”目标从而实现低碳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因此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环境改善效应,探索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关系与作用机制存在一定的必要性。本文基于“双碳”目标的时代背景,以2011-2020年30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全要素碳排放效率值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研究中心联合蚂蚁科技集团测算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反映碳排放效率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情况,并进行现状的分析刻画。通过创建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中介效应回归模型和调节效应回归模型等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碳排放效率的直接影响、中介作用与调节效应,以期为高质量发展阶段下各地区实现低碳绿色转型探索一条新道路,从而进一步丰富数字普惠金融与碳排放效率的相关研究理论框架。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碳排放效率的提高;分维度看,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作用不显著,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与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均能显著提升碳排放效率值;分地区看,四大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均能显著促进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从影响大小来看,东部地区大于东北地区大于西部地区大于中部地区。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能源强度,投资规模和传统金融来显著影响碳排放效率,且能源强度的中介效应最强。第三,城镇化水平,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均能正向调节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且城镇化水平的调节效应最强。基于上述研究,提出建议:第一,重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数字产业融合模式,依托数字技术减少化石能源消耗,研发新能源新技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引导地区绿色低碳发展。第二,关注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碳排放效率的异质性影响,合理规划社会数字化进程和区域布局,加强地区间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低碳发展。第三,立足能源强度,投资规模和传统金融的中介影响作用,借力于提高能源效率,调整投资规模以及转变传统金融发展模式等手段有效提升碳排放效率。第四,准确把握自身定位,充分发挥城镇化水平,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碳排放效率提升中的调节作用,量体裁衣推进绿色低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