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降，遭遇“数千年未遇之强敌”，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重大突发事件屡见不鲜。其中除了传统的灾疫、民变外，还有频繁发生的外患及介于民变和外患之间的教案。而在教案中，天津教案以其起因之复杂、爆发之突然、关注之广泛等而最为典型。对这一重大突发事件，晚清政府在传统的政治体系下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举措，如缉拿真凶、力保府县、调兵布防、遣使求和等，以化解危机，维护其统治。在这些举措中，亦不乏可取之处，但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和失误，如决策中枢的平庸乏力、舆论引导失控、中介力量的利用和参与不够等。从应对的过程中和具体举措上可以看出，晚清政府缺乏相应的应对机制和综合实力，缺乏系统的制度安排，面对与传统危机迥然不同的异质危机，仍沿用旧的方式和手段应对处置，故在实践中往往捉襟见肘。由于外国列强的胁迫、条约制度的掣肘以及晚清政府自身的缺陷等，使晚清政府应对这一重大突发事件的努力，不但没能化危为机，反而在应对诸多重大突发事件中日渐倾颓，终至坍塌。　　 从结果上看，晚清政府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活动，可以说是失败的，它既没有在西方文明主导下的世界生存格局中谋得一席之地，也没有成功地摆脱始终不断的内部危机。本文尝试通过对重大突发事件应对的相关理论的阐释，联系相关的客观史实，以天津教案为个案考察晚清政府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评析其应对得失，根究其制约因素，希翼能起到管窥蠡测的作用，对同样处在历史转型期的今天，对重大突发事件仍然频发的今天，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