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人类学在民族界定中最重要的因素，即民族的主观认同意识或自我归属意识纳入汉族形成史的讨论，考察了秦汉时期华夏边缘地区的中原华夏人与不同族群之间的交往所产生的民族意识对汉民族共同体形成的作用。认为汉民族的形成是在与周边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往来中逐渐完成实现的，而非一个封闭的独立发展的过程。　　本文认为，秦汉时期华夏族群经历了一个由模糊意识的族群到明确意识族群——汉族的转变过程。基于王明珂的研究，在华夏的中心，民族的认同并不需要刻意强调，因而这种过程是在华夏边缘实现的——只有在边缘，不同族群间的交往才能彰显出认同的必要性的理论。笔者认为汉民族共同体认同意识的形成，一方面继承了先秦时期“用夏变夷”的思想，体现在秦汉统治者针对华夏边缘的农耕民族始终坚信可以实现“华夏化”;另一方面也出现一种崭新的民族意识，即不同族群间生活方式的不同需建立在特定的环境基础上，而不能只是单纯的“用夏变夷”，这主要体现在秦汉对非农耕民族的态度上，表现尤为明显的是处于华夏边缘分界线的长城两边。　　秦汉时期，对待周边他族的认识转变在与外族的交往中已经基本上成形，并决定着以后历代王朝统治者的民族政策和知识分子对其他民族的态度。同时汉民族共同体自我认同意识也最终形成，所以汉族出现已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