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代中国的起步阶段,晚清遭遇了中国和西方的对视,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作为这一历史情境中鲜活的个人经验,无疑对我们反思自己的观察方式弥足珍贵。形象学致力于研究他者形象和自我形象的关系,强调形象的建构性和功能性,是跨文化文学研究的有效手段。运用形象学方法研究《日本杂事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的过程,有助于考察西潮冲击与中国本土问题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文分以下几部分进行研究：　　 第一部分从集体形象与个人形象的角度进行考察。形象是集体创造者和个人创造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一种集体创造物,它既是历史承传的结穴,又是社会横断面的聚焦,《日本杂事诗》中的形象既来源于日本形象的历史演变,又与彼时中国的西方形象难解难分。作为一种个人创造物,形象必然是对群体标记的复制或创造；《日本杂事诗》以其塑造的不同以往且有别于流俗的形象,对日本形象的刷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标绘了自己在社会历史坐标系中的独特位置。　　 第二部分从乌托邦和意识形态的功能角度进行分析。他者形象的意义体现于其功能性而非真实性,异质性可能被意识形态所整合,也可能作为乌托邦颠覆既有的形象体系。《日本杂事诗》中丰富的形象涉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器物”、“制度”、“文化根本”三个层面的问题。所谓“有可得而变革者,有不可得而变革者”正体现了形象及其功能的复杂性。乌托邦与意识形态对他者形象的争夺在时人对日本明治维新的评价中得到典型体现,黄遵宪的明治维新观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平衡,对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具有一定的意义。　　 第三部分选取黄遵宪的比较视野中“中日同源”和“西学中源”两种观点进行研究。“中日同源”和“西学中源”集中体现了作者思想文化深层的日本观和西方观,并且在晚清特定阶层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很能说明他者背后永远存在着一个强大的自我群体。　　 结语部分对由形象学所透视出的传统与现代,以及文化认同等相关问题进行引申性探讨,最终归结到人对自我与他者的认知方式与认知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