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浙江外贸发展都将自身维系于“两头在外”的低水平均衡上,往往只着眼于当前静态比较优势的贸易利得,而忽略了向长期战略意义上动态比较优势的转变。尤其是近年来,由金融危机引致的一些列问题再一次证明浙江低层次数量扩张型的外贸发展模式逐渐走入了死胡同,其外贸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不均衡与不对称绝大部分是产品出口结构问题,而不是数量问题。因此,研究浙江出口产品技术结构的转型升级对于改变目前这种粗放型的外贸发展模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出口复杂度作为集出口生产率与出口技术含量为一体的综合概念,是经济体出口的综合表现,而出口复杂度的深化则意味着一国劳动生产率及出口产品技术结构的提升。对出口复杂度的研究为分析国际贸易及生产布局、追踪出口结构及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竞争力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Lall et al.,2005),本文基于出口复杂度视角对浙江出口技术结构升级进行了研究。首先,本文利用经过修正和拓展的Hausmann et al.(2005)模型,对浙江HS编码分类下的19个产业的产品出口复杂度进行测度,结果显示从产业层面上看,浙江出口复杂度最高的是贱金属制品及动物产品,而出口复杂度最低的是革、皮毛制品；此外,虽然近年来浙江各产业出口复杂度在不断深化,但是各产业之间的出口复杂度差距在逐渐扩大并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趋势；其次,在出口复杂度深化动因的三部门数理模型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从产业层面对浙江出口复杂度深化的动力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浙江出口复杂度深化的主要动力是劳动力,这与普通发展中国家的深化模式相吻合,而资本因素与价格因素对出口复杂度深化的促进作用都不是非常明显；最后,考虑到不同要素密集度产业出口复杂度的深化动因可能有所不同,本文又对浙江不同要素密集度产业的深化动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资本因素是促进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复杂度深化的主要动因,而促进资本密集型产业出口复杂度深化的主要动因是资本与劳动力因素,而价格因素对出口复杂度的深化作用都不明显。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本文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如加大高端产业的投资力度,提高FDI的流入质量；适当提高产品出口价格,以提高出口复杂度的升级速率；开发人力资源,加大R&D投资力度；发展重点企业,推进高技术产业集群；加大运用高新技术产品改造传统出口产业的力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