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节目跨境流动作为全球传播格局的表征,体现了全球与地方文化的"勾连"。本研究以国外模式节目的本土化生产为研究对象,以权力博弈为切入视角,将模式置于全球和地方化的产业、经济以及政策规制中,分析模式节目本土生产空间的开拓以及文化"杂合化"的实现过程。研究者于2015年5月至10月在灿星公司开展田野调研,并对27位涉及模式本土化运作的工作人员进行了 32次深度访谈,人员范围覆盖灿星公司,灿星合作方,以及国内其他同行。与此同时,还对田野期间获取的灿星公司内部资料、重点模式节目的拉片分析报告,以及各路媒体的相关宣传报道展开文本分析,并积极参加学界、业界模式相关的论坛和会议,进一步丰富理论知识和研究资料。本研究围绕灿星涉猎的《中国好声音》、《了不起的挑战》、《我的小小电视》三个模式节目,立足于电视空间的生产,将原本被遮蔽的"权力"要素置于前台。不仅关注媒介文本,更关注形塑媒介文本的框架性因素、结构性力量,以及他们的博弈路径,互动方式对本土版文化形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模式节目本土化分为引进、生产和推广三个主要阶段,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四大权力机制,模式方,制作方,国家权力部门,播出平台,广告商五大权力主体。政治因素是引进时最重要的衡量因素;经济因素是生产和推广阶段的最大诉求。多元主体间的竞争性互动,造就了"杂合化"的运作逻辑。这种"杂合"不仅体现在文本形态上,也体现在动力机制上;有力地批判了文化帝国主义流派"同质性文化"和"主导一服从"二元对立的理论主张,也回应了文化多元主义流派漠视权力架构的理论缺陷。最后以图绘形式,勾勒出模式本土化各阶段主要动力机制的运作方式和依存关系。引进阶段,政治和经济,政治和文化,政治和技术,都是单方面依存关系。引进违规的模式,总局不答应,受众不认同,广告商和制作方会蒙受经济损失;想要改变违规的模式点,技术层面有较大挑战。因此,政策上的把控诉求也是受众的文化诉求,广告商的利益诉求,以及本土电视人的自觉要求;不愿意冒险引进意识形态相左的模式。生产阶段,经济和政治,经济和文化,经济和技术,都是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经济利益的实现依赖政治权力提供的资源和保障;依赖文化接近性对受众认同感的营造,并转变为收视卖点;依赖本土的制作水平;另一方面,经济权力也通过和政治权力的良性互动,以及采取意识形态与商业表达相结合的"并置"策略,为自己拓展政治局面。与此同时,依托节目影响力传递主导意识形态,学习西方先进经验提升本土生产力,反作用于文化和技术权力。推广阶段,经济和政治,经济和文化,经济和技术,都是单方面依存关系。通过依托营销平台、营销渠道的技术支持,营销宣传时置入文化元素获取受众认同,以及注意规避政策要素弱化政治风险等方式,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虽然不同阶段不同权力的权重存在差异,互动方式也有区别,但政治、经济、文化、技术之间形成了同盟。通过建构技术层面的专业主义,和政策进行良性互动,依赖、推崇文化差异,制造受众文化认同等方式,构建同一框架下全球文化的不同体验,巧妙地掩盖了电视产业跨国合作的商业诉求这一真实运作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