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人类进入了新科技快速发展的时期，人类社会随之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人类社会的发展，使人类与自然更加广泛而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人类社会自身的变化，还是由此带来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都使人类社会进入风险社会。正是人类社会的深刻变化，导致在灾害的产生阶段，具有了人类社会的某些属性。这种风险集中体现在自然的、自然与人力结合的各类灾害的频繁发生之中。源于人类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的风险，广泛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灾变多发，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而在频繁发生的灾害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人类影响的痕迹。在灾害的形成阶段，人类活动的因素空前明显，自然与人类活动结合导致的灾害成为重要的灾害类型；甚至人造环境----如城市----的灾害完全基于人类所创造的大环境。除此之外，无论各个类型的灾害，其在性质上都是灾害的自然方面和社会方面的构成。也就是说，灾害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这里的社会属性并不指在灾害的形成阶段的人类活动因素。正因如此，在对灾害的应对过程中，社会的自我调节对灾害的结果具有重大的影响甚至决定作用。灾害管理的实质是人类社会的自我管理。然而，人类在应对灾害时，往往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而导致应对不力，造成严重的损失甚至酿成社会的灾难。也就是社会的自我管理出现问题，导致灾害后果的恶化。这种问题的实质是对权利的保护的丧失。权利的良好保护，促进灾害管理的良好进行；严重的侵权，则导致灾难。历史上，几乎重大的灾害都是严重侵权的结果。而保护权利的最有效的方法，则是实现法治。法治的实质是以权利保护为核心的社会法制和社会管理。正是因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行政式的，甚至是统治式的管理和法制，才导致对灾害管理的“人治”，导致灾害管理成果的极大的不稳定性。灾害处理的好坏取决于统治者或者统治阶层的意愿，而不是出于对社会成员权利的保护。而落实良好的法治的基础工作便是良好的社会管理；良好的社会管理是法治、权利保护的基础手段和实现路径。所以，在确认了灾害的社会属性、灾害管理的权利保护核心、实现权利保护的法治化的前提下，要充分、合理地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加强灾害社会管理的法律制度体系，以落实权利保护和法治；通过权利保护式的社会管理，来实现对灾害的管理和对灾害结果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