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肺癌是中国常见的恶性肿瘤，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于全国第一位。主要病理类型分为小细胞肺癌(SCLC)和非小细胞肺癌(NSCLC)，其特性为恶性程度高、侵袭性强、易转移、预后差、易复发[1]。治疗方式主要以外科手术切除加化疗、放疗等联合治疗，但肺癌的死亡率仍然居高不下。随着诊疗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免疫治疗的发展，虽然延长了肺癌患者的总生存期，但五年生存率仍低于15％。因此，能否通过改变肿瘤的免疫微环境来提高靶向杀伤肿瘤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2]。 随着对肿瘤微环境的研究发现，炎症相关信号通路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3]。近期研究表明，缺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HIF-1α)、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受体(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VEGFR)、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B，NF-κB)、磷酸化转录激活因子3(phosphorylation-Signal Transducers And Activators Of Transcription，p-STAT3)等炎症信号通路分子不仅在慢性炎症中具有主导作用，而且在部分实体肿瘤的发生和转移中同样有重要的作用[4]。HIF-1α除了促进肿瘤细胞增殖、阻断肿瘤细胞凋亡外，还可以介导免疫抑制。炎症是机体对生理、机理和氧化应激的天然免疫过程，与经典的NF-κB信号通路的激活密切相关。STAT3不仅在肿瘤细胞的增殖、存活、侵袭和免疫抑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还通过炎症、肥胖、干细胞等因素来促进癌症。VEGFR是血管生长因子受体，肿瘤细胞在发生、增殖、转移的过程中需要丰富的血供为其提供充足的营养，VEGFR与肿瘤血管的生成密切相关。四种炎症免疫分子在肿瘤的微环境中均呈现一种“双向”作用，不同时机对的炎症相关分子对肿瘤的作用也截然不同。 随着免疫治疗研究的不断深入，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1ligand1，PDL-1）抗体对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令人兴奋。PD-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1)、PDL-1已经成为癌症免疫治疗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PDL-1主要是通过在T细胞表面结合其受体PD-1而损害T细胞功能，因此PDL-1抑制剂的应用可以减少肿瘤的免疫逃逸作用，起到杀伤肿瘤的作用[5]。 目的： 能否通过干预炎症相关分子，使炎症相关分子长期处于一种对肿瘤有杀伤作用的状态。或者与相关靶向药物协同杀伤肿瘤细胞，并减少肿瘤细胞对靶向药物的耐药性成为目前的研究热点。虽然已有大量关于通过应用STAT3、NF-κB、HIF-1α、VEGFR等的小分子抑制剂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的报道，但是能够与靶向药物协同对肿瘤细胞发挥更强大的杀伤作用且减少肿瘤细胞对靶向药物的耐药性的抑制剂仍在研究中。因此，筛选重要的炎症相关分子，通过研究肿瘤的炎症微环境，与PDL-1抗体联合起协同杀伤肿瘤细胞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且分子机制的研究可以对新的抗肿瘤药物的研发提供策略。通过研究了解炎症相关因子及PDL-1抗体疗效之间的关系，为抗肿瘤药物的研究提供方向。 方法： 本研究中，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随机选择本院住院病人48例患者肿瘤组织，纳入标准为中晚期经PDL-1抗体治疗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均标注患者的姓名、年龄、性别、组织类型及日期等。将所有标本进行非生物素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组织中炎症因子p-STAT3、NF-κB P65、HIF-1α、VEGFR蛋白的表达，及PDL-1的表达。HIF-1α、PDL-1表达主要位于胞浆，染色高表达为棕黄色颗粒，p-STAT3、NF-κB P65的表达主要位于胞核，染色高表达部位出现棕黄色颗粒，VEGFR的表达主要位于胞膜，染色高表达部位出现棕黄色颗粒。运用image-pro plus6.0图像分析软件测定免疫组化图像的累积光密度值(IOD)，根据IOD计算其平均值和标准差，＜30％为低表达，30％-70％为中表达，＞70％为高表达，用于spss2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HIF-1α、VEGFR、NF-κB P65、p-STAT3及PDL-1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HIF-1α表达与分期、病理类型相关，VEGFR表达与分期有关，NF-κB P65的表达与年龄、分期、病理类型相关，p-STAT3与分期相关，PDL-1表达与分期相关。 2、HIF-1α、VEGFR、NF-κB P65、p-STAT3与PDL-1抗体的疗效及预后的关系 单因素生存分析显示，患者PFS与分期、PDL-1有效性、HIF-1α、VEGFR、NF-κB P65、p-STAT3及PDL-1表达相关(P＜0.05)。Cox多因素生存分析显示，分期、p-STAT3蛋白表达是PFS预后不良的独立因素(P＜0.05)，p-STAT3的表达可能与PDL-1抗体的疗效有关。 3、HIF-1α、VEGFR、NF-κB P65、p-STAT3与PDL-1表达之间的相关性Spearman等级相关性分析，VEGFR与PDL-1表达呈正相关(rs=0.438，P=0.003)。p-STAT3与PDL-1表达呈正相关(rs=0.359，P=0.012)。 结论: 1、NSCLC组织中HIF-1α、VEGFR、NF-κB P65、p-STAT3、PDL-1的蛋白高表达与分期有关，其中HIF-1α、NF-κB P65表达与病理类型相关，NF-κB P65的表达与年龄相关。 2、单因素分析患者的PFS与分期、HIF-1α、VEGFR、NF-κB P65、p-STAT3、PDL-1的蛋白表达相关（p值均＜0.05），COX多因素分析发现分期、p-STAT3蛋白表达是PFS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p-STAT3的表达可能与PDL-1抗体的疗效有关。 3、晚期NSCLC患者组织中VEGFR、p-STAT3与PDL-1表达有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