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向动词“上／下”充当补语构成的“V上／下”结构是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述补结构。由于趋向动词“上／下”表义的多样性、“V上”和“V下”结构语法化程度的差异性以及它们之间的不对称性等原因,“V上／下”结构呈现高度的复杂性,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全面考察两类述补结构的语法化过程,分析现代汉语中两种结构的语义类型及组合特征,探讨两种结构不对称的表现及形成原因,对于深化对这两种结构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V上”和“V下”两种述补结构经历了漫长的语法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V上”和“V下”结构各经历了3个主要阶段。汉代时“V上／下”结构出现,主要作为连动结构使用,但由于“上／下”的位置在动词后、表意较为简单等原因,当时已经表现出语法化的萌芽。魏晋至隋唐时期“V上／下”结构固化,“上／下”作为趋向补语使用成为常态。其中“V上”结构在唐代才产生早期动结式动补结构的用法,这样的用法“V下’结构在魏晋时期即产生,原因在于结果补语“下”不仅可由趋向补语,还可由取得义“下”演化而来：唐代时“下”还产生了遗留义结果补语的用法。宋代以后“V上／下”结构的语义逐渐多样化,及至清代已和今天的用法类似。具体表现为趋向补语“上／下”的用法泛化,结果补语“上／下”的语义多元化,结构主观性不断加深,“V下”结构产生贬义色彩,“V上／下+数量”格式的出现和发展,以及“上”和“下”沿不同路径演化出进行体标记功能。根据补语“上／下”的性质和意义,现代汉语中的“V上”和“V下”结构可以分为基本趋向义“V上／下1”、具体结果义“V上／下2”、抽象结果义“V上／下3”、主观量标记“V上4”以及进行体标记“V上5”共8类15个意义。其中“V上／下1”是基式,通过镜像型、单域型及双域型概念合成方式发展为其他“V上／下”结构。在15个意义中,水平趋向义“V上1”和“V下1”、完成义“V上3”和“V下3”、主观量标记“V上4”和容纳义“V下3”的语义趋同或近似,垂直趋向义“V上1”和“V下1”、接触义“V上2”和脱离义“V下2”、实现义“V上3”和占有义“V下3”的语义对立。语义的趋同或近似只是由对称的发展过程带来的表面现象,语义的矛盾和对立才是补语“上”和“下”的本质属性。除了“V上4”以外,其余各类“V上／下”结构对所搭配动词各有具体的语义要求。补语“上／下”一般指向受事,射体主动移动时“上／下1”指向施事,“上3”、“上5”指向结构内部的动词,“上4”指向数量,补语语义指向的区别体现出“V上”结构的紧密度和语法化程度高于“V下”结构。不对称现象在“v上／下”结构中广泛存在,主要表现为“V上／下”结构的语法化程度、所搭配动词和共现成分不对称。这些不对称现象的基础是“V上／下”结构的原型义,内在机理是人们的认知倾向,外在表征则是“V上／下”结构携带的标记数量。考察不对称的表现及成因,可以对“V上／下”结构的性质、功能、差异等作出更为充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