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不仅全世界范围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频发生在,而且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交通条件改善,人员跨境、跨区域流动性增大,人口频繁流动,加剧疫情扩散的风险,容易引发全球性的疫情蔓延。这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反应,不仅更加关注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话题,而且也十分关注媒体的疫情信息传播及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因此主流媒体如何报道突发公共事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该文从新闻报道框架理论的视角,比较分析《人民日报》对“非典”和新冠肺炎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的异同,掌握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策略的演变过程。一方面,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除了宣扬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政策外,也是大众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在新闻战线具有重要的地位。正确、及时、高效、透明地跟进报道公共卫生事件,向公众传递疫情信息、普及疫情的基础知识、反映抗击疫情、引导社会公众等,以防止疫情扩散、消除谣言、减少社会恐慌,并鼓励人们团结一致战胜病毒,这是我国主流媒体的重要使命。另一方面,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不仅在不断调整新闻报道的观点、内容、建构方式等,而且也在不断改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策略。“非典”和新冠肺炎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仅蔓延范围广,而且对人们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以及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甚至全球的地域政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比较分析《人民日报》对两次公共卫生事件的报道框架,对于把握我国主流媒体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道策略演变过程及原因具有重要的意义。该文概括总结了国内外关于新闻报道框架的研究成果。盖伊·塔奇曼（GayeTuchman）认为新闻是一种框架,且框架是构建新闻话语所使用的策略。新闻报道的意义在于媒介文本的话语建构,而它要受制于新闻话语体系的控制过程。新闻话语不只是简单地记录社会现实,还要主动地建构社会现实,而话语建构可以影响人们对现实社会的分析与思考。框架理论兴起于二十世纪70年代末的西方国家,但“框架“这一概念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在1955年发表的《游戏与幻想理论》中提出的传播的三个元素。1974年,加拿大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首次将框架的概念从心理学引入到社会科学领域,引起大众传播领域的广泛关注。框架一词可以从“界限”和“架构”两个层面来理解,前者强调限定范围内组合信息和文本,后者强调利用构建知识图谱来引导人们认识世界。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教授（Scheufele）框架分析属于话语分析的范畴。我国台湾学者臧国仁将新闻报道框架划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每个层次结构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框架与舆论导向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虽然媒体不能完全控制受众的想法,却能控制受众想什么,可以通过控制传播的数量和重点内容,引导受众对新闻事件的认知。该文一共分为三个章节,分别从新闻报道的高、中、低三个层次结构来比较分析了《人民日报》对“非典”和新冠肺炎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的策略,以探寻两次报道的异同。第一章,从《人民日报》报道的高层次结构来看,新冠肺炎疫情报道比“非典”疫情报道的议程设置更加合理,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具有五个特点。第一,介入疫情报道的时间早、报道的频率高。第二,从疫情信息封锁到信息公开转变。第三,疫情报道内容更加丰富。第四,疫情报道从正面引导向理性思考引导演进。第五,强调统筹与平衡报道。第二章,从《人民日报》报道的中层次结构来看,新冠肺炎报道与“非典”疫情报道的主题呈现机制存在两个明显的区别。第一,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消息和通讯类报道比例降低,而专访与评论类报道比例增加,表明新冠肺炎疫情报道更加深入。第二,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报道来源于新华社稿件占比大幅度增加,自己的稿件大幅度降低,表明新冠肺炎疫情报道更加重视报道来源的权威性性和专业性。第三章,从《人民日报》报道的低层次结构来看,《人民日报》在“非典”疫情报道与新冠肺炎疫情报道的的话语表达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首先,两次报道的高频率出现的关键词差异较大,在“非典”疫情报道中,频繁出现“发布”“报告”之类的词语,疫情报道失衡现象严重。在新冠肺炎疫情报道,频繁出现“疫情”“防控”“肺炎”“安全”“信心”“隔离”,体现了疫情信息报道的公开性,疫情报道更理性。其次,报道基调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两次报道的语气基本上是中性语气,都是对正面的新闻事件进行正面报道。两次疫情报道对待负面新闻事件的报道则有不同之处,在“非典”疫情报道中,对负面新闻事件正面报道;在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对负面新闻事件进行理性引导报道。从三个层次结构的分析表明,《人民日报》对公共卫生事件的报道,出现了从信息封锁向信息公开转变,从正面报道向理性引导转变,报道内容更加丰富,报道更加深入,更强调报道来源的权威性和专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