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的美学思想是从“自由”“想象”“介入”等核心概念出发,注重探讨审美经验和审美对象的美学特质,这一系列的美学思考是基于其“存在先于本质”的哲学思想上。因此,学界对萨特美学思想的研究基本是将他的美学概念置于其存在主义哲学的背景之下,少有人注意到语言可以作为一个重要角度来进入萨特美学思想的研究。萨特关于语言的看法一般被认为集中体现在他的自传体小说《词语》和哲学作品《什么是文学?》中,尤其是后者诞生了萨特重要的“介入”理论,而“介入”理论的起点恰好是萨特以散文和诗歌两大文体的语言特点为依据。无论是萨特的哲学还是文学,语言都和他的思想密切相关,因此,语言可以成为研究萨特美学的切入点。语言问题是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大问题,萨特对语言的思考深受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的语言观的影响。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对诗歌和散文中的语言特点的讨论,为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区分诗歌和散文的语言特点奠定了基础。作为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萨特又无可避免地受到包括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在内的现象学哲学大师语言观的影响。然而当把萨特的语言观与其同时代的其他美学家,如罗兰·巴特、梅洛-庞蒂的比较中可以发现,罗兰·巴特、梅洛-庞蒂等在语言问题上已经有了不同于传统的理解,但是萨特的语言观几乎还是遵循着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研究路径。因此,萨特的语言观呈现出继承语言工具性的传统特点,并拒绝了语言学转向后语言发展的新方向,依然以意义作为语言的主导,并且在继承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基础上,强调语言的行动性。萨特的这种语言观对其美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萨特的美学思想从总体上来说经历了从自律美学向介入文艺观的转向,前者以其想象理论为代表,把艺术作为想象的产物,艺术形成了一个与现实隔绝的自足世界,这些看法深受康德艺术自律观的影响。后者以介入美学为代表,对哲学的思考以及对现实的关注使得他迫切需要找到一条艺术与现实的联结之路。萨特希望介入的艺术可以有效地为人的自由而服务。这一转变最重要的推动因素就是语言。语言的工具性、交流性、行动性使得它可以作为文学介入的媒介,语言因此由一个被忽视的地位被推到了萨特美学的前台。介入的最终诉求是自由,在艺术创造中自由的实现涉及到写作和阅读两方面,萨特非常注重读者的阅读,因为只有通过阅读才能使作品中那些非显性的意义传达出来,完成作者和读者的有效沟通,最终促成整个文学创作趋于完满。然而,萨特只把这条通过介入来实现自由的路交给散文。他认为诗的语言与意义融合而成为意义本身,已经自足饱满,无法在其中填补要传达的意义,因此将诗歌排除出介入文学的范围。但值得注意的是,诗歌和散文语言都具有否定性,散文语言的否定性可以带来改变现实的行动,而诗歌的否定性是站在世界之外来揭露世界。因此,萨特在诗歌能否介入的问题上就出现了矛盾。实际上,在萨特那里,诗歌也具有介入性,只不过诗采取了与散文不同的方式来介入世界,从而实现保卫自由的目的。这样一来,萨特对诗歌能否介入的态度就变得暧昧,这种暧昧暴露了其介入思想的不彻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