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开放过程中,一国利用全球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禀赋结构-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比较优势动态化-产业结构升级-比较利益增进”的途径,实现经济的发展。而港口作为资源全球化配置的重要枢纽,很可能成为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突破资源、产业结构低端锁定发展瓶颈的重要因素。中国港口资源丰富,但是处于体制转型中的港口,在吞吐量大幅增加的背后,是没有效率的量的增长,制约了港口对经贸发展的促进作用的发挥。所以加强对中国港口效率的研究,对于我国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提升低层次比较优势,在开放中获得更多比较利益,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港口效率的视角研究贸易比较利益的增进问题为主线,采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首先,以西方经济学关于“效率”的理论为依据,界定港口效率的内涵并提出内涵的三个层次：港口自身运营效率,港口网络配置效率,港口对腹地的辐射效率。基于三个层次重点探讨港口效率影响贸易比较利益增进的机理：论证了港口效率的提升,能系统性降低广义运输成本,从而实现广义运输成本与腹地货源总量良性互动的港口区位优势内在增长机制,并通过出口激励效应、进口壁垒削减效应及聚集-扩散效应增进贸易比较利益。接着,本文构建了一个较全面反映港口效率三个层次的指标体系,分别估算了六个国家(地区)港口效率水平,并运用这一估算指标,借鉴引力模型,进行计量回归,验证了港口效率对贸易比较利益增进的作用。最后,本文以“宁波-舟山港”为例,深入剖析中国港口低效率的原因,研究表明：港口效率的提升受到港口管理体制的制约,针对港口管理体制转型中出现的各利益集团维护既得利益的行为,提出相应的化解对策和建议。综上所述,本文尝试在以下方面作出创新：第一,针对中国国情,揭示了开放经济中提升港口效率对于贸易比较利益增进的特殊重要性。第二,剖析了港口效率内涵的三个层次,并以此为分析框架论证了港口效率对于贸易比较利益增进的作用。第三,对“宁波-舟山港”进行典型的案例研究,提出了以多重“激励相容”为特征的港口效率提升机制,为中国在开放经济中充分发挥港口对经贸发展的推动作用提供了有益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