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历史性地经历了数次民族大融合,而今,散居在现代都市中的少数民族由于长期跟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杂居,在服饰、语言、饮食甚至宗教上都跟汉族无异。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新的民族政策出台之后,这些散居在城市中的少数民族开始以社区为单位定期参加民族会议、开展民族活动,学习民族政策,同时也开始学习和展示属于本民族的文化和风俗。或许是因为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也或许是国家政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推崇,都市中也开始出现少数民族文化的汉人爱好者。与此同时,在都市中也存在一些对少数民族文化怀有特殊情怀的汉人。这些人因为少数民族文化而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在都市中表演少数民族文化的固定群体,这在拥有多元文化的都市中显得浪漫而奇特。那么,这些生活在都市中的少数民族是否还拥有族群性?为了探讨这个问题,笔者选取了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街道办事处专门为一位满族女作家成立的工作室——颁金文化工作室为例。试图分析围绕工作室为中心的群体的形成是否依然遵循原生论、情景论(工具论)?同时,探讨在频繁地族际交流过程中,他们的族群性表达,以及我们该如何去理解他们的族群性。基于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具体行文思路如下：论文的主体部分,首先分析工作室运营者B女士对个人生命根基历史的再造过程,从而获得满族身份的合理性,以此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其次,试图分析从属于颁金文化工作室的舞蹈队的族群性。其舞蹈队成员由曾在民族地区支边返城的知青组成,在工作室主要承担表演民族歌舞工作。从欧文戈夫曼(Erwing Goffman)的“戏剧理论”角度分析得出他们的族群性是可选择的：在“前台”是少数民族,“后台”是汉族。最后,在工作室与社会各界共同举办的四次社区活动中探讨民族符号在都市群体中的工具性应用。在此基础之上,论文最终探索出都市族群性表达空间的形成是基于各方面对民族符号的工具性应用的结果,而同时,对于民族符号的良性复制有利于都市族群身份的重塑,而这亦是一种真实再现。并且,在这个互动空间之下的族群性表达是一种个体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