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问题不仅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上价值观的基本问题,而且是古往今来人们经常讨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变化日新的时代问题。义利问题纵贯人类伦理思想史发展的全过程,横贯伦理学理论的各个方面和研究领域,通贯人类道德生活的各个环节。任何一个伦理学家或伦理学学派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地域,就是同一阶级不同的政治集团其义利观也往往不同。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有许多思想家为人类的道德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王安石就是其中出色的一位代表。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义利观十分重要但是又常常被人所忽视。王安石的义利观是北宋社会现实的产物。中唐以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以实物地租为主的经济形态被劳役地租所代替,这使得宋代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人身依附和等级秩序比以前各代都有所松动,部分劳动者从封建土地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专门从事商业活动。因此,宋代出现了发达的城市经济。城市经济的繁荣使“实利”伦理精神得到了凸显,“利”的价值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肯定。同时,宋朝又是一个文强武弱,不断被外族政权凌辱直至被外族灭亡的朝代,它的政治特点是积贫积弱,主要表现是“冗兵”“冗官”“冗费”。这是王安石义利观产生的政治现实条件。传统伦理的义利思想和人性论是王安石义利观形成的理论基础。传统伦理思想史中的人性论主要有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世硕的性有善有恶论、董仲舒的性三品论、扬雄的性善恶混论和韩愈的性情三品说。在义利问题上主要有儒家重义轻利论、法家重利轻义论、道家义利并轻论和墨家义利并重论。王安石批判地吸收了前人的义利观和人性论思想,形成了他的“善恶由习”、“五事成性”的人性论,他的人性论是他的义利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他的义利观的理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王安石形成了他的以“义利统一”和“以义理财”为主要内容的义利观。王安石的义利观给传统义利思想注入了新的血液,促进了后世功利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王安石义利观的主要内容是:义利统一论和以义理财论。义利统一论认为,“义”有三种内涵:“理财”、“富邦”和“利民”;“利”有“公利”和“私利”之别,而“公利”就是“义”。同时,王安石承认个体利益,认为重视个体的物质利益是人性的表现,只有满足了个体适当的物质利益,才能实行道德教化,社会才能稳定。但是,个人的物质利益不能无限制的膨胀,应当采取“敛财”、“损有余以补不足”和“以礼节之”等道德原则来限制。对义利关系的处理主要有两种:一是义和利孰先孰后的问题,王安石主张先利后义,这与传统儒家“道义论”先义后利形成了鲜明对比;二是义和利孰轻孰重的问题,王安石认为两者是统一的,都重要都应当重视。墨家是主张义利并重,但是墨家只谈“公利”即“公义”,而并没有重视个体利益,没有认识到个体利益满足的道德价值,因而王安石的义利统一论和墨家的义利并重论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王安石的义利观解决了义利孰先孰后和孰轻孰重的“围城现象”,他的义利观是彻底的。他既给“义”做了新的解释又区别了“私利”和“公利”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既看到了物质利益(利)的必要性又看到了道德(义)的重要性及其两者的关系,既强调了物质利益是道德的出发点也是道德的归宿,又强调了道德和物质利益的统一性。这对传统重义轻利和贵义贱利的主流义利观是一种公开的背叛,因而,遭到了理学家的围攻。内部理财和外部理财是王安石以义理财论的两个方面。内部理财的实质是调整财富的结构布局,在保持北宋帝国皇权不变的情况下实行变法,加强中央政府对财政权的控制,把落在富人手中的巨额资金收归中央政府,国家垄断重要商品的专卖,对社会资本进行重新组合,来达到富国强兵利民的目的。外部理财就是通过发展农业,改造大自然来创造社会财富。对王安石义利观的评价,古代“道义论”持否定性的评价,而近现代“功利论”持肯定性的评价。古代“道义论”的评价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封建专制主义“政统”论的否定;一是理学家“道统”论的否定。朱熹从“道统”论中“道问学”角度来否定,陆九渊则从“道统”论的“尊德性”的角度来否定。“功利论”肯定性的评价有三种:古代功利论如陈亮和叶适;近代资产阶级功利论如梁启超和马克思主义功利论如邓广铭。如果说道义论是从传统“义”的角度来否定王安石的义利观,那么,功利论则是从“利”的角度来肯定。王安石的义利观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又具有鲜活的实践价值;既有助于完善市场经济促进企业伦理发展,又有助于抵制人际交往中盛行的物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