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银行是以证券承销为本源业务、主要从事直接融资、活跃于资本市场的金融中介机构，包括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咨询公司等涉证金融组织。本论文从中国投资银行业与金融市场的运行现状出发，剖析投资银行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金融功能与效率，并指出中国投资银行生存与发展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关注其在中国转型经济中的金融功能与效率。因为在二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现代投资银行的金融功能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由此，后起国家在培育投资银行的过程中，有必要通过揭示投资银行的现代功能来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从而使新生的投资银行更好地走后发优势的捷径，探寻并履行其金融功能。效率是对投资银行金融功能状况的关键测度，但传统的效率概念无法涵盖现代经济中投资银行的金融功能，因此有必要将投资银行的效率剖析拓展为对其效率体系的研究。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一个结构比较完整的、包括公私两大层次的信用体系，是投资银行金融功能高效率履行的必备基础，因此探讨我国投资银行在转型经济中的信用体系完善问题，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论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1)提出中国投资银行的“4+1金融功能束”。金融市场是影响经济社会资源配置的枢纽，而投资银行是金融市场的核心中介。在一个理想的经济金融环境中，投资银行发挥了融资中介、信息中介、配置中介、财富中介的功能。社会分工细化、经济金融化、金融证券化的发展，推动了投资银行金融功能的演进。在转型经济社会中，投资银行还有金融市场培育功能。本论文通过系统解析中国投资银行的“4+1金融功能束”，对如何较好地发挥投资银行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与机理做了较深入探索。这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亟需特定金融服务而金融体系改革又相对滞后的背景下，对新生的中国投资银行实现“跨越”式发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2)提出中国投资银行的“菱型效率组合”。投资银行效率是可以解析为多维度、多层次的一种经济效率，是投资银行金融功能履行状况的直观度量指标。因为现代投资银行功能的复杂化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效率”的界定，难以解释今天包括了宏观因素的功能目标，所以笔者在研究上突破了对“效率”侧重微观层次研究的窠臼，从“效率”的内涵上予以拓展。采用多维度、多层次的方法深入剖析、考察了投资银行的效率体系问题，提出了“菱型效率组合”的设想，并从外部、内在及动态的角度，运用实证材料，对投资银行的效率作了全方位的探索，使“效率”涵义从微观层次上升到“体系”层次，从而对我国投资银行的发展现状与趋势作出了较强的解释。(3)提出投资银行家与“双信用”体系。投资银行家是履行金融功能、提升金融效率的载体，若要追求上述功能与效率束，其必备的基础是包含了投资银行家私人信用在内的“双信用”体系。所以本论文从时间维度对投资银行的功能与效率作了深入考察，揭示了“双信用”体系及其作用规律——政府信用与私人信用是共同推进投资银行成长及其金融功能正常发挥的重要支撑条件。论文针对我国目前信用体系结构扭曲而妨碍投资银行功能与效率发挥的症结，对中国投资银行如何通过“扭曲”的矫正获取持续较高效率的某些规律作了理论探索。总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投资银行的金融功能与效率从单一拓展到综合。中国投资银行若能行使“4+1金融功能束”，则有望凭其后发优势而彰显特定金融中介机构在经济社会转型中的生命力；金融效率从微观层次拓展为“菱型效率组合”，可以直观衡量且更全面剖析中国投资银行的现状并寻求创新之策；构建包括投资银行家私人信用在内的“双信用”体系，进行一系列的外部制度建设、自身制度建设等创新活动，将推进中国投资银行的金融功能回归、金融效率提升，进而促进中国经济与金融系统有效率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