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愤著书”说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理论命题,也是古代文学争论热点研究之一,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说:“愤怒出诗人”,由孔子“诗可以怨”到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从韩愈“不平则鸣”到欧阳修“诗穷而后工”之说,凡此种种,使其发展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一个传统体系。本论文对于“发愤著书”说的形成原因、理论内涵、发展轨迹、思想表现、理论意义与功能等方面进行讨论和研究,争取全面、多角度地对于“发愤著书”说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和认识。本论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探讨了“发愤著书”说的理论溯源和理论正式形成的原因。“发愤著书”说从萌芽到其形成有一个深远的历史发展过程,这种变化过程从先秦时代就开始了,孔子的“诗可以怨”及战国时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提出的“发愤而抒情”等文艺理论,无不说明“发愤著书”说理论的产生并非空穴来风。到了西汉时期,司马迁与《史记》的横空出世对于“发愤著书”说理论的正式形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文学理论的成熟与发展不仅受到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制约,它的正式形成还具有一定的偶然性,通常与提出者本人的文化修养、人生经历密切相关。第二章探析了“发愤著书”说的理论内涵。本章认为,“发愤著书”说的理论主体在于一个“愤”字,主要讨论了在西汉武帝时期这个大时代背景下司马迁自身的“愤”产生的原因,及司马迁人生经历中愤的具体表现,由于在上一章已经分析过他整个人生历程的起起落落,大概勾勒出“愤”的产生过程,因此本章着重讨论“愤”在司马迁人生中的一些典型表现以及他的一些人生感悟,对于“愤”的这些表现上升到理论高度,探讨“愤”的理论意义。此后,从文艺心理学角度探讨司马迁完成《史记》的心理美学机制,包括著书的心理基础及内心驱动力等等。此外,第三节说明了“发愤著书”说的艺术社会学理论,它与心理美学机制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第三章阐明“发愤著书”说对于后世许多文学理论的影响,主要是对一些诗文理论和小说理论的影响。从先秦到明清时代,“发愤著书”说的文艺理论思想有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在古代文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于我们今天的文艺理论建设也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