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主体与处理者控制个人信息的能力悬殊,信息网络的隐私性与技术性又加剧了双方的实质不平等,导致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愈演愈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旨在改变这种现状,更好地促进个人信息的保护。该法构建了全面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形成了“信息主体—处理者—国家监管”的个人信息保护路径。该法是一部以处理者为规制主体的交叉型法律,确定了处理者的法定义务,旨在通过行为规制的模式实现个人信息的场景化保护。因此,处理者法定义务的履行是实现个人信息保护目的的关键环节。基于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与个人信息财产价值利用之间的冲突,处理者法定义务仍存在定性争议和履行困境。基于处理者地位的特殊性,处理者法定义务的内容可以分为平等关系下的法定义务与管理关系下的法定义务,该分类方式可以为法定义务的定性奠定基础。处理者承担法定义务的法理依据包括:其一是处理者作为危险源的开启者,有控制风险的法定义务;其二是基于对信息主体倾斜保护的原则;其三是处理者与信息主体之间信任关系的脆弱性。目前,处理者法定义务存在定性困境与履行困境。具体而言,处理者法定义务存在民事义务说、法定义务的“权力”性、法定义务的“私权力”性等定性分歧;还存在法定义务履行限度模糊、信息主体行权效果不佳以及管理义务缺乏正当程序规范等履行困境。导致处理者法定义务定性和履行困境的成因包括:其一是处理者与信息主体的地位失衡,具体体现在信息主体属于信息弱势一方及处理者的技术优势地位;其二是处理者双重身份的冲突,处理者既是私权力主体,又是公权力规范的对象;其三是处理者法定义务的复杂性,具体体现在价值基础的复杂性和法定义务类型的复杂性。就定性困境而言,应当根据处理者法定义务的内容,确定其双重性质。为解决履行困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处理者法定义务的履行:第一,在遵循合理期待原则与目的限制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引入场景理论,明确法定义务的履行边界。第二,规范处理者管理义务的履行程序。具体而言,包括加强信息主体的参与和提高管理义务的透明度。第三,通过侵权责任的承担、信用惩戒和处理者自我规制等多种途径规制处理者以保障法定义务的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