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对第三方惩罚的影响:道德愤怒的中介作用

来源 :浙江师范大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typhoon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第三方惩罚一般是指个体作为旁观者观察到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愿意牺牲自我利益来惩罚违规者。已有学者将同情视为一种道德情感,是影响第三方惩罚的重要情绪因素。因此,本研究从道德情感的角度出发,探讨同情影响第三方惩罚的机制问题。
  以往同情和第三方惩罚的研究发现:当第三方个体有两个选项“帮助受害者”和“惩罚违规者”时,大多数同情较强的个体会选择帮助受害者,而很少对违规者实施惩罚;但是,当不存在“帮助受害者”选项,第三方只能在“惩罚违规者”和“不作为”之间进行选择时,高同情的个体才可能去实施第三方惩罚。因此,只有当无法直接帮助受害者的前提下,同情才可能是影响第三方惩罚的重要变量。然而,仍然有以下问题有待解决。第一,现代社会有大量的伤害事件的发生,大多数情况下,个体是无法直接帮助受害者,因此有必要探讨在无法帮助的前提下,同情对第三方惩罚行为的影响。第二,以往研究仅仅说明同情会增加第三方惩罚,但是并没有揭示同情对第三方惩罚的影响到底在何种不公平情境下会发生。第三,有研究指出面对不同程度的不公平行为,第三方惩罚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同的,有必要探讨惩罚成本在同情和第三方惩罚关系中的影响。第四,以往研究发现当第三方个体面对做出不公分配的违规者时会产生道德愤怒,从而导致第三方实施惩罚。已有研究证明了第三方实施惩罚行为对愤怒情绪的缓解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对第三方心理复原的作用还未可知。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设计了两个实验。实验一采用第三方惩罚的独裁者范式,检验同情和不公平程度对第三方惩罚的影响。实验采用两因素被试间设计,自变量为同情分为高、低两个水平;不公平程度分为高、中、低三个水平。共选取215名大学生参加实验(年龄:18-23岁,M=19.45,SD=1.12;性别:男60,女155),测量被试经历不公平事件后的惩罚行为以及是否造成过度惩罚。但是由于被试面对不同程度的不公平行为,进行第三方惩罚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同的,被试很可能在高度不公平情境下考虑到过高的惩罚成本而减少投入惩罚金额。因此,实验二采用与研究一相同的实验范式,检验同情和惩罚成本对第三方惩罚的影响以及其中的内在机制。此外,探究惩罚行为是否会对第三方产生情绪调节的作用。实验采用两因素被试间设计,自变量为同情分为高、低两个水平;惩罚成本分为高、中、低三个水平。同时,采用主观报告和生理测量相结合的多元研究方法进行研究。选取211名大学生参加实验(年龄:18-23岁,M=19.63,SD=1.21;性别:男61,女150),测量被试经历不公平事件后的道德愤怒、惩罚行为和情绪复原时间。
  实验一将惩罚行为作为因变量,结果发现同情的主效应显著,表明高同情被试投入的惩罚代币数显著大于低同情被试。不公平程度的主效应显著,表明在高度不公平条件下被试投入的惩罚代币数显著大于中度不公平和公平条件下投入的代币数。同情和不公平程度的交互效应显著,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只有在中度不公平条件下,高同情被试投入的惩罚代币数显著高于低同情被试。同时,道德愤怒在同情和第三方惩罚间起完全中介的作用。进一步将不公平程度分为三个水平,依次检验该模型,发现只有在中度不公平条件下,同情会通过道德愤怒增加第三方惩罚。
  实验二关于惩罚行为的结果发现,同情的主效应显著,表明在高同情被试投入的惩罚金额显著大于低同情被试。惩罚成本的主效应显著,表明被试在低惩罚成本条件下投入的惩罚金额显著大于中惩罚成本和高惩罚成本条件。同情和惩罚成本的交互作用显著,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在低和中度惩罚成本条件下,高同情被试投入的惩罚金额显著高于低同情被试。同时,道德愤怒在同情和第三方惩罚间起完全中介的作用。进一步将惩罚成本分为三个水平,依次检验该模型,发现只有在低和中惩罚成本条件下,同情会通过道德愤怒增加第三方惩罚。
  为了探究惩罚行为对第三方情绪复原的作用,我们计算出高度不公平事件呈现后被试生理反应的持续时间,发现生理反应持续时间与惩罚行为显著负相关。然后,将惩罚金额作为预测变量,生理反应持续的时间作为结果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惩罚金额可以显著负向预测生理反应的持续时间。也就是说,惩罚的金额越大,情绪复原就越快。为了明确生理反应对应何情绪表现,对被试在任务前后期的主观报告的情绪进行分析,发现被试在任务后期的愤怒情绪显著低于任务前期。同时,多到生理仪的生理反应数据显示在任务前后期的生理反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的是愤怒情绪。也就是说,被试投入的惩罚金额越多,他们愤怒情绪的恢复会越快。
  以往研究结果得出,在无法直接帮助受害者的前提下,同情会增加第三方惩罚。本文进一步指出,在中度不公平情境和低和高度惩罚成本下,同情会增加第三方惩罚,并且第三方惩罚行为对自身愤怒情绪的复原具有促进作用,为未来研究同情与第三方惩罚的关系奠定基础。
  本研究通过两个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在无法帮助受害者前提下,不公平程度和惩罚成本会影响第三方惩罚。仅在中度不公平条件下,同情会增加第三方惩罚;在高度不公平情境下,惩罚成本是同情未增加第三方惩罚的一个因素。
  (2)同情会通过道德愤怒增加第三方惩罚
  (3)自我报告的结果表明惩罚行为可以缓解第三方的愤怒情绪;多导生理指标的结果表明惩罚行为有助于缩短第三方愤怒情绪的复原时间。
其他文献
高质量的亲密关系有助于维持身心健康,保护大脑功能,提升幸福感。优质的亲密关系是个体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然而,双方的冲突是亲密关系进程中最大的阻碍。研究表明建设性的冲突解决策略对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具有保护作用。国内外研究发现了情绪调节策略、冲突解决策略分别在成人依恋与亲密关系满意度间发挥中介作用,但其中的内部作用机制仍待探索。因此,本研究旨在检验成人依恋对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影响,探索
学位
本研究主要探讨大学生父母心理控制、自尊、完美主义与抑郁之间的关系,以及自尊和完美主义在其中的作用机制。通过方便取样法,从黑龙江省、甘肃省、陕西省、四川省的9所高校选取了426名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父母心理控制问卷(CPPCS)、自尊量表(SES)、《中文版Frost多维度完美主义问卷》(CFMPS)和《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为研究工具,运用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
学位
社交网络的兴起使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极大地改变,社交模式的丰富与网络信息的获取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健康、认知评价与行为反应等,因此,越来越多的领域开始探索网络社交媒体的深远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研究基于社会比较理论与自我概念分化理论,旨在探究社会比较倾向性、被动社交网络使用行为、自我概念清晰性与主观幸福感四者间的关系。采用纸质版问卷与线上问卷星系统,对社交网络使用的主流人群青中年人进行方便
资质过剩是全球的普遍现象,在中国更是有大约84%的中国员工认为自己被“大材小用”。探究资质过剩对员工工作中行为的影响以及如何更好地发挥资质过剩员工的潜能,成为了当下学界研究的主题。已有很多研究表明企业员工的资质过剩水平将会影响员工的工作状态及绩效产出,加之不适当的组织氛围及工作环境,长期以来更会导致离职倾向的产生。所以正确看待员工的资质过剩以及对于恰当的录用及管理资质过剩的员工对企业的发展和人才的
学位
焦虑是儿童学龄前期最为常见的情绪体验。虽然适度的焦虑有益于儿童人格的完善,但过度或泛化的焦虑则易衍生成为异常或病理性障碍,对儿童的身心健康、人际交往、人格形成和适应性发展等多方面产生显著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学龄前儿童焦虑的形成原因和影响因素逐渐成为了发展心理学领域的研究热点。而通常作为学龄前儿童最重要的抚养人的母亲的人格特点,对子女的心理控制以及与子女之间的亲子依恋质量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学龄前儿童焦
中国已经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也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抑郁是危害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且随着社会人口结构的改变而逐渐攀升。随着近年毕生发展心理学研究的深入,老年人的依恋风格开始受到重视,国外对于老年人怀旧功能和死亡焦虑的研究也有所进展,国内关于怀旧功能和死亡焦虑两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研究显示,提升老年人亲密关系质量,缓解老年人的抑郁情绪,关注老年人的死亡焦虑和怀旧功能都有利
由于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复杂的经济形势,组织需要对快速变化的环境变化做出及时的响应。这也对领导者的领导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员工个体而言,组织的变革也正颠覆人们的职业道路,员工需要用更积极的方式应对工作。作为领导力领域的研究热点,变革型领导一直以来都受到其对工作投入的作用机制的关注。而作为自下而上的工作设计方式,工作重塑还允许员工通过重塑获得更多的工作资源和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要求,并减少阻碍性工作要
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社会以及企业对个体人格特质越来越关注,选择与企业更加契合的员工,个体和组织共同发展成为当今企业的重要需求。本文将研究对象关注到我国文化背景融合下的企业单位的员工,旨在对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企中,中国员工的主动性人格、建言行为、心理安全感和个体权力距离四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采取方便取样的方法,使用经过本土化的主动性人格问卷、建言行为问卷、心理安全感问卷和个体权力距
学位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自身生活做出的整体评价,能够直接反映个体过得幸福与否,大学生作为人才资源,其主观幸福感倍受关注。主观幸福感受到众多因素影响,其中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其教养方式可以影响孩子主观幸福感水平。本文通过对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父母教养方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自悯、自尊的中间作用机制。  本研究通过方便取样的方法,对浙江、辽宁、北京、福建、黑龙江、天津、湖北、上海等省份和直辖市的5
学位
现今儿童诱拐案件屡屡发生。儿童诱拐案件不仅极大地影响被诱拐儿童及其家庭的幸福,而且是重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儿童抵制诱拐的能力非常重要,关于儿童抵制诱拐能力的年龄发展趋势、影响因素,以及干预方法亟待进一步探索。但是,鉴于目前国内外基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比较少。本研究模拟诱拐场景,对3~5岁儿童抵制诱拐能力进行研究。  本研究共分为两个研究来探究在室外的模拟诱拐场景中,3~5岁儿童抵制诱拐能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