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韩国文人的和杜、集杜作品为研究对象,来探讨韩国文人对杜诗的解释和认识。从高丽时代文人的作品与诗话来看,可知杜诗在当时文坛上已经流行。尽管对于杜诗传入韩国的时间缺乏史料记载,有的学者还是通过各种考据提出杜诗在统一新罗时代传入的说法。第一章以批判的眼光对统一新罗时代杜诗流传问题进行再考察,并通过对杜甫诗集、注释本与翻译本刊行情况的了解,探讨韩国文学史上杜诗的地位,进而探寻韩国文人之杜诗典范化的背景。本文为了考证韩国文人是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对杜诗的接受,从两个角度展开研究:第一、韩国文人的和杜创作。第二、韩国文人的集杜创作。虽然和韵、集句的开始起于文字游戏的性质,但至苏轼、王安石摆脱其游戏的性质而转变为正式诗体之一。因此宋代之后许多文人用和韵、集句的方式进行作品创作,其中借用前代文人作品原韵、诗句来创作的"追和"、单源集句大多是从对前代诗人的尊重和学习的角度出发的,并受到普遍地欢迎。第二章主要探讨和韵、集句的历史过程。"追和"、单源集句在韩国文坛上亦受到广泛欢迎,因此本文通过它与中国文坛和韵、集句认识的比较,分析韩国文人对和韵、集句的认识,并且探寻接受美学中和韵、集句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第三章主要介绍韩国文人的和杜诗创作概况,进而考察韩国文人和杜创作的内容和特点。韩国文人的和杜作品多达1000首,这与当时文坛上杜诗的地位有着密切的关联。实际上,"追和"始于对前代诗人的尊崇、喜爱,大部分作品袭用原作的风格和意境。值得注意的是,朝鲜文人的和杜诗中可见一面袭用杜诗的风格,一面试图进行作品"个性化"。因此本文通过韩国文人的和杜诗与原作的对比,来探讨韩国文人对杜诗的解释和认识。基于以上研究,本人可以发现诗人在极度悲哀里所表现出的自我安慰、安分知足的心理共同点,这种集体性忘却是韩国文人对杜诗期待心理的反映。第四章考察韩国文人的集杜创作。韩国文坛的集句创作从高丽时代开始,其中林惟正创作多达355首的作品,朝鲜文人金时习共创作100首,可见集句创作在韩国文坛上的流行。特别是金堉继承文天祥集杜诗的精神创作了 200余首作品,金昌集有共32首的集杜诗作品。本文先介绍高丽、朝鲜时期集句创作的概况,进而探讨金堉、金昌集集杜诗的内容。并借归纳在《韩国文集丛刊》中散见的集杜作品,探寻朝鲜文人集杜创作的特点。集句用古人现成的诗句组合成新作品,其创作过程中必然会发生集句者对原作的歪曲和变形。因此本文通过集杜创作过程中所见的朝鲜文人对杜诗的歪曲和再解释,分析他们的杜诗接受及接受过程中的问题。第五章基于以上研究成果,探寻韩国文人和杜、集杜创作的特点和韩国文人对杜诗的期待心理。韩国文人的和杜、集杜作品也体现了"个性化"创作,这是他们对杜诗的期待心理的反映。特别是自从高丽中期以来,性理学成为朝鲜的思想基础,对杜诗的解释亦基于性理学思想。韩国文人和杜、集杜中的"个性化"就是按照性理学强调的"理性情"、"达风教"的观点来进行的。本章综合地考察了韩国文坛上形成的杜诗形象化,并探讨了杜诗形象化的文化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