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采取图像学与符号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玩世现实主义”(1)与“政治波普”(2)的典型代表人物--方力钧,王广义两位艺术家部分典型作品中特殊符号运用与绘画性之间关系的解读与分析,站在艺术创作实践者的角度来分析其中的关系,试图解释符号的有效性与绘画性缺失之间的矛盾,以点带面,得出以下结论:　　在艺术创作中,社会符号与流行元素的选用要注意其时效性,所选用的符号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典型性;社会符号与流行元素的选用要与艺术家自己的创作观念相统一,不能随意挪用复制;尤其在架上绘画中,符号的有效性与绘画性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应保持其同一性与创新,绘画性是不能缺失的重要元素。　　本文也试图解释两个问题,一个是在社会符号与流行元素的选择与挪用的过程中,判断标准与实践方法的问题;尤其是如何解决所见到的成功运用社会符号的艺术家作品中,观念的有效性与绘画性缺失之间的矛盾问题。在今天一些绘画作品中,机械化、程式化、概念化地符号运用,其负面影响已经得到充分认识,甚至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对于这一类型的绘画创作,从实践者的角度,以客观的立场进行分析。　　其次在研究角度上,还需要注意社会符号、流行元素与时代符号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一方面,要注意社会符号的选用中出现的超越时代特征的一面,以及与观念传达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在肯定那些表现社会关注、都市生存与体验的绘画创作的同时,强调今天架上绘画创作,在面对日益丰富的技术手段与视觉体验的挑战时,对于绘画性与艺术感受传达,有效与创新性的探索。　　最后,在运用特殊图像与符号的同时,需要注意符号、图像传播本身与沿用的滞后性问题。换言之,艺术创作中的社会元素与图像符号其实与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流行时尚元素是不一定完全匹配的,只不过,今天这种差异的原因,不是符号与图式的传承与沿袭,而是艺术家基于创作观念的需要而进行的主观选择,比如今天很多绘画中依然出现的文革图示就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