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中国也在快速融入这一进程：在短短二十多年间,无论外部总资产规模还是净资产规模,都呈现迅猛增加的态势；但从外部资产结构来看,中国在融入这一过程中体现出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征：从总资产结构来看,在我国持有的外部资产中,具有高收益的FDI和权益类资产持有比重很低,而低收益的债务类和外汇储备形式的资产占比却很高；从净资产的结构来看,高收益的FDI和权益类净资产比重很低而且为负,而低收益的债务类净资产为正且占有较高的比重。现有文献表明,各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导致当前外部资产结构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但是我们的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水平因素无法很好解释我国外部资产结构不平衡现象,而被传统研究忽视的金融体系特征性因素具有较好的解释力。本文的研究发现,从外部总资产结构来看,一国越倾向于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其在外部资产的配置中主要以高收益的FDI和权益类金融资产为主,而越倾向于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则主要以低收益的债务类资产为主；从外部净资产结构来看,越倾向于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的国家,其外部净资产中高收益的FDI和权益类净资产占比越高,而越倾向于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的国家低收益的债务类净资产占有较高比重。基于上述典型事实,本文尝试从各国金融体系的差异性角度探索外部资产结构不平衡的原因,进而寻求调整我国外部资产结构不平衡的可行性方案。本文首先基于金融史学的研究方法,通过梳理主要代表性国家金融体系形成的典型化事实,进一步总结出国家金融体系形成的基础和一般规律；其次通过国际经验分析,进一步探讨影响国家金融体系形成及演化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一国金融体系的形成受到法律体制、制度等非经济因素和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贸易开放度、金融开放度等经济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开放及法律体制对于一国金融体系的变迁具有强烈的影响作用,其它因素的影响则不大。再次,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深入剖析了金融体系对一国外部总资产和净资产结构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金融体系对一国外部资产配置形式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解释：首先从不同金融体系风险分散方式来看,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国家的投资者主要通过横向分担风险的方式对风险进行分散,而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国家投资者主要通过金融中介机构的跨期风险分担的方式对风险进行分散。不同的风险分散方式决定了不同金融体系国家分散异质性风险的能力不同,进而投资者在配置外部资产类型时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其次,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国家具备发达的金融市场,能为投资者提供更为多样化的投资组合产品及完善的应对风险机制,而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国家所能提供的投资组合产品种类较少且应对风险的机制欠佳,使得两种金融体系国家投资者对待风险的态度不同,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国家投资者风险偏好要高于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国家。再次,不同金融体系国家具有不同的法律体制,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国家广泛采用自由灵活的判例法规,而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国家则更多地采用固定框架的法制法规。在应对处理当今金融市场灵活多变的各种冲突时,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相较于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能够更好地保护投资者权利。因此,不同金融体系国家在对异质性风险分散能力、投资者风险偏好及对投资者权利保护程度方面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在外部资产配置形式中具有各自明显的特征。由上所述,一国金融体系对于其外部资产结构具有显著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属于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通过金融体系改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国目前存在的外部资产结构不平衡问题。但盲目地进行金融体系改革非但不能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而且可能会给一国经济发展造成损害,一国金融体系的改革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律。最后,本文认为要调整我国目前存在的外部资产结构不平衡的问题,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在保证现有金融体系平稳运行的前提下,遵循金融体系选择及演化的相关规律,对我国金融体系进行循序渐进地改革；在我国的市场化进程中,逐步加快资本账户项目的开放,进一步丰富我国外部资产的配置形式；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逐渐提升我国居民进行海外投资的风险承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