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译学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其重要结果之一是翻译方法与策略之争出现了由直译与意译之争向异化与归化之争的过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异化与归化可以看作是直译与意译概念的延伸,但又并不完全等同于意译和直译。直译与意译之争属于语言层级的讨论,主要涉及语言的转换问题,归化和异化之争则属于更高层次的讨论,包含了深刻的文化及政治的内涵,它不再仅仅只将目光局限在语言层次的转换,而是将目光转到外部因素对翻译造成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社会所造成的反作用。本文以后殖民理论及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为支撑并结合案例对这一新的翻译策略进行研究,认为当今的翻译应以异化为主。在后殖民视角下,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存在话语权力的差异,翻译被视为帝国主义进行对外扩张、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工具,而归化翻译则成为强势文化树立文化霸权地位的重要手段。后殖民理论的实质是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的。身处英美强势文化的韦努蒂则提出了异化翻译理论,在他看来,处于强势地位的英美文化在引进弱势文化的作品时往往采取归化策略,以便使译作符合目的语的主流文化价值观。为了抵抗英美文化霸权的这种暴力归化,韦努蒂提出了著名的“抵抗式翻译”策略,即异化策略。后殖民翻译理论与韦努蒂的异化翻译观殊途同归,都是反对归化翻译,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的。归化翻译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对于开拓人们的视野、帮助人们了解外部世界起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归化翻译已经日益显出其不足。当前人类相互交流的日益加深的结果是使人类的认识水平和接受能力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异化翻译更能符合新的历史时期人们了解异族文化的愿望,同时,异化翻译也符合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的时代潮流,符合世界人民建立一个多元文化世界的目标。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当今的文学翻译应以异化为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