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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作为一种治理技术的研究在中国尤其是晚晴时期尚未充分展开。本研究运用福柯的治理术概念和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清末宣统户口调查的相关材料进行分析,发现治理术在帝国转型时期的意义与矛盾。一方面,宣统户口调查对人口的关注、调查过程中巡警机构的设立、清政府对时间空间的规划与对人口的计算与统计,具有一定的现代治理术意义;另一方面,底层人民的反对,地方乡绅公信力的丧失以及清政府运用治理术的偏离引发了反抗调查户口风潮,加剧了帝国转型过程中的矛盾。与林东的“现代性清政府论”和江勇振的“清末无治理术论”二元不可调和论不同,本研究认为清政府在预备立宪转型时期虽然因为诸种原因而无法形成真正的治理术意义上的政府、职员与人民,但其仍通过学习他国获得了一些现代治理术意义上的治理技术,显示了其在国家治理方面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