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是经济发展的血液，对一个经济体的发展至关重要。哈罗德一多马模型认为，在G=S/K中，由于假定资本的投入产出比率K固定不变，储蓄率S即资本积累率就成了决定经济发展速度G的唯一因素；在罗斯托的“起飞”理论中，三个先决条件之一就是要将净投资提高10％以上，也就是说资本积累成了经济起飞的首要条件。 在经典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中，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与外汇短缺，以及资本与劳动的产出比率较低，使得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较高，从而吸引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并带来全球福利水平的提高(MacDougall，1969)。 因此，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起，我国为了促进经济发展，适时采用引进外资战略，设立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为外商投资企业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措施，不惜给与“超国民待遇”，这一举措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国经济保持了一个高速的发展势头，为世界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据统计，在1982到2005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在10％左右，截止2005年2月底，我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到5700亿美元，2002年中国内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到527亿美元，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外资吸引国。 然而，现实中却有另一个问题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就是中国在大力吸引外资的同时，却有规模相当庞大的资本流向国外。这从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误差与遗漏项的急剧增加可以看出，从绝对额来看，在1982-2005年的24年间，我国国际收支误差与遗漏项目的数额从2.93亿美元增加到167.66亿美元，其中1995年更是高达178.1亿美元。从相对数额来看，从1991年开始，我国国际收支误差与遗漏项目占贸易总额的比重不断升高，连续几年都超过或接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定的5％的警戒线，1995年更是高达7.48％。这不得不让我们联想到70-80年代的拉美国家债务危机和97-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诱因--资本外逃。资本外逃对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总体上来说，资本外逃会降低债务国的社会福利水平和国民效用。 由于我国近年来一直面临着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资本市场比较活跃，大量的国际资本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国内，造成央行被动投放基础货币，从而引发通货膨胀的危险，造成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经验告诉我们，这种快速、大量的资本流入是不可持续的，大量国际资本流入后必然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大量的资本外逃。因此，我国面临着资本外逃的风险。本文在对资本外逃的现有文献进行分析和总结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对资本外逃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即出于安全或投机考虑的私人资本非正常流向国外，并对什么是“非正常”进行了简要分析。然后对资本外逃的测算方法进行了分析和比较，现存的测算方法，不论是直接法还是间接法，都存在着缺点和不足，文章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测算方法进行了细微的改进，为找到一个更加合理和准确的方法进行了一次尝试。对资本外逃进行测算以后，我们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对我国资本外逃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影响我国资本外逃的主要因素分别为，国内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实际汇率水平的高估情况(本币的预期贬值率)、国内外实际利率水平的差异和外债占GDP的比重。最后分析了我国资本外逃的主要渠道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