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工智能技术诞生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不过如今的人工智能技术仍然只是一种弱人工智能,其与拥有自主学习能力能够独立思考的强人工智能相较还有很大的差距。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当下人工智能技术在应用逻辑上是“微观”的权力运行过程的体现,其以操作主义为指导理念,并依附于传统公权力进行实践。这使得人工智能技术不仅难以掌控,而且还具有反过来规训人类的能力。因此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必然给社会带来诸多的挑战,这包括给社会关系带来的挑战、给社会秩序带来的挑战、给社会制度的价值目标带来的挑战。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带来的挑战催生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风险的诞生,这是一种能够影响所有主体的人造风险,其包括大数据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相关风险以及自动化决策风险。这些风险具有普通人造风险不具备的特征,如自动化决策的非完全人为性,风险发生的特殊不确定性以及使不同主体面临不同风险问题的差异性。它可将国家公权力去中心化,但同时它也为国家公权力的权力精细化与私密化作出贡献。它可赋予社会公权力主体前所未有的权力,也可让社会公权力过度扩张而失灵。它不仅有让个人的主体性逐渐消亡的能力,还有侵害个人诸多权利与扭曲个人权利的能力。目前我国在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风险方面从对权力与权利的影响角度看有一套正在运行的风险分配制度,即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权力配置制度和意思自治的法律行为制度以及“行为—责任”机制的追责制度。但这些制度却存在着风险分配上的困境。公法方面,由于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权力配置制度存在实效性、经济性、便宜性方面的可欲性困境,这使得法律在权力授予、权力边界、权力公开的设置方面存在困境。私法方面,意思自治的法律行为制度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基本权利的自由与平等的减损让处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风险中的主体特别是个人在意思能力、对意思合意的理解以及意思“自治”的权利负担方面出现法律分配困境。另外公法与私法两者共同的困境在于“行为—责任”机制的追责制度对风险责任主体的主体性有所要求,这使得“行为—责任”机制的追责制度难以正常运行。要想摆脱上述困境就需要寻找新的方法来实现风险的公平分配,公法方面可以以公共性原则、权力制衡原则、正当程序原则、谦抑克制原则为指导,构建能够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安全运行的权力配置清单制度与切实有效的权力责任清单制度;构建鼓励多个主体参与的具有经济性的协同权力监管制度;构建监督国家公权力运行的便宜的权力公开程序;构建使用禁令型进路与权利型进路相配合的单向度的责任分配制度。私法方面,可以以自由原则、平等原则、人类中心主义原则、弱者优位原则为指导,建立风险分配前有利于实现缩小各个主体之间信息差的自由、平等的“沙箱”环境;建立能够在风险进入“行为—责任”机制的追责制度前能够公平合理分配风险并有利于防止后续可能出现的信息不对称实现各主体自由、平等的ODR前置程序;建立风险分配中以人类中心主义原则为标准审视人工智能技术相关利益是否值得以权利概念来保护的新兴权利的法律保护制度;建立符合弱者优位原则能够动态实现对弱势群体保护的风险动态分配的责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