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产生过直接的甚至是主导性的影响。如所有伟人都必须经历蹒跚学步一样,有过辉煌功绩的左翼文学也曾经在文学史上踉踉跄跄地学步。1930年代前后,从事左翼文化活动的阳翰笙就见证了左翼文学踉跄学步的历史。　　 大革命失败后,阳翰笙弃武从文,加入后期创造社。他积极发展中共党组织、编辑《流沙》等刊物,这些活动大大地增强了创造社的政治色彩,为宣传左翼文化作了思想理论的铺垫。除此之外,他还写了大量支持革命文学的小说。受时代和个人经历的影响,这些小说在内容上都是关乎革命,都具有强烈的革命热情,艺术上采用感叹号、反复等手法加强语气,也用大量的政治口号和说教用语。这些小说虽然显示出左翼文学幼稚时期的基本特点,或许在文学历史上也很难留下多少痕迹,然而,它们在当时却产生了不小影响,开通了左翼文学走向成熟的道路。其中,阳翰笙最具有代表性的小说《地泉》以及由此产生的风波是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事件,也是左翼文学摆脱情绪化、简单化的幼稚期逐渐走向理性、追求成熟的重要事件。《地泉》是阳翰笙发自内心的革命感情的外在体现,它类同于蒋光慈、洪灵菲等大部分早期普罗小说,表现出“革命浪漫谛克”的创作倾向。虽然,这种倾向受到了当时人们的热烈欢迎,但是其忽略文学艺术性的做法不利于左翼文学的发展。因此,1932年“革命浪漫谛克”倾向借《地泉》5人序遭到了清算。在5篇序言里,瞿秋白、茅盾、郑伯奇、钱杏邨和作者阳翰笙一致指出弊病所在,但是他们主张用唯物辩证法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来代替,未免又找错了师傅。这些曲折的探索过程正是左翼文学蹒跚学步的成长过程。　　 阳翰笙不仅有坚定的政治意识,同时又有着强烈的文学热情。在中国左翼文化运动里,他一直都是革命者兼文化人的身份。这两种身份导致了他“游走”的多重角色特征。在左翼电影时期和“四条汉子”事件中,其革命者身份要求他服从集体、书写革命、坚持文学宣传论的一面,而文化人身份则需要他独立自由、坚持文学的艺术特性。这两种身份的矛盾,反映了他在政治追求与艺术创作上的矛盾,这也是现代中国许多文化人的共同处境。　　 阳翰笙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与郭沫若、成仿吾、蒋光慈、鲁迅、夏衍、周扬等当时的中国左翼文化中坚人物一起,共同推动了中国的左翼文化运动。尽管左翼文化运动有其种种弊端,但仍然应该看到,左翼文学作为当时的先锋文学在扩宽文学观念、开拓中国文学道路、建立作者与读者的情感关系等方面所具有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