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一直引导人们追溯和思考,部分学者提出,具有凸性激励特征的薪酬激励手段是诱使高管开展风险行为,加重银行风险承担,造成银行破产倒闭,最终导致金融动荡的导火索。因此,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欧洲议会、美国议会纷纷出台相关法案,将银行高管薪酬管理制度与银行风险承担相契合,大力推行薪酬延付、薪酬扣回和养老金计划等内部债权制度,力图把高管的风险偏好降低至可控范围。2010年,我国银监会也颁布了《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对银行高管薪酬的给付进行了相应约束,包括通过延期支付薪酬的手段将银行中长期风险与高管绩效考核相匹配,迫使高管在风险忧患意识下减少银行的高风险决策行为。近几年,随着国际局势的动荡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金融风险防范成为政策导向,金融安全也摆在国家安全的首要地位,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银行类金融机构风险防范,那么已经出台十多年的《监管指引》目前的实施现状如何?是否有效降低了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是否存在具体的影响途径?鉴于此,本文以我国111家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高管薪酬延付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影响途径,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及建议。本文具体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节为绪论,该部分首先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其次分别从高管传统薪酬激励、高管债权激励、银行多元化经营决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四个方面进行文献回顾并作文献述评;然后介绍本文研究思路与方法;最后指出本文的创新之处和存在的不足。第二章节为高管薪酬延付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理论及实践分析。该部分首先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和总结,随后论述了人力资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薪酬激励理论等相关基础理论,然后在其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厘清高管薪酬延付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机制,最后介绍了目前商业银行高管薪酬延付政策的实施现状。第三章节为高管薪酬延付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实证研究设计。该部分首先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提出本文的两个研究假设,然后对数据来源和样本情况进行说明,并解释了相关变量的选取标准,最后介绍了本文的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第四章节为高管薪酬延付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实证结果分析,本文利用111家银行2007～2019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首先进行多时点双重差分回归,判断高管薪酬延付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正负显著性,然后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多元化经营决策是否在其影响机制中承担了中介途径,同时进一步将中介指标细分为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比、投资收益占比和其他收入占比,具体研讨银行多元化收入中哪一部分承担了中介效应。最后对样本银行按照类型、是否上市、规模进行分类,在异质性情况下实证分析不同类别的银行在高管薪酬延付政策的实施方面的差异性,并在其具有显著性影响的类别银行基础上再开展中介效应分析。第五章节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该部分对本文研究主要结论进行提炼归纳,并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从现实出发对监管当局和银行个体两个方面提出相关的政策及建议。基于前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的结论:高管薪酬延付政策能显著地影响银行的个体风险,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且银行多元化经营决策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将多元化经营指标细分,可以得出在多元化经营收入中,主要承担中介效应的是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以及投资收益部分。再从银行异质性角度上看,股份制银行、城商行、非上市银行、较大型银行、较小型银行都表现出银行风险承担水平随高管薪酬延付政策的实施而下降。但在随后的异质性下的中介效应结果中,多元化经营中介效应仅存在于中小型、非上市、城商银行样本中。结合实证结果,本文提出了如下的政策建议:监管部门方面,应该加强对高管薪酬延付政策的监管力度,设置动态的高管薪酬考核标准,完善行业高管薪酬的激励机制。银行方面,应该优化高管薪酬延付制度,引进养老金激励制制度,建立起多样性的高管薪酬激励体系,最后还应理性看待银行多元化经营。本文的创新点和贡献在于:（1）现有文献都采用传统双重差分,但因我国商业银行并非同一年份实施高管薪酬延付政策,所以本文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作为基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2）中介变量方面,本文首次采用了多元化经营这个中介变量,从银行经营战略这一新视角讨论高管薪酬延付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传导机制。（3）异质性方面,本文在主要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从银行类别、银行是否上市、银行规模三个视角进行异质性检验,拓宽本文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只探讨了多元化经营这一个影响渠道,并在多元化经营指标计量上只考虑了手续费及佣金、投资收益和其他业务收入这三部分非利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